许晓宇邵清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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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晓宇邵清龙

来源: | 作者: | 发布时间: 2024-04-08 15:58:09 | 57 次浏览 | 分享到:

（4）提高记者待遇。

对于那些心有不甘的记者，在建立完善的退出机制后，可以清退一部分不合格的人员，然后提高记者编辑的待遇。在商业化色彩浓重的现代社会，没有一定程度的待遇，难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个行业就留不住真正的精英。有严格的监管体制，有中产程度的待遇，相信愿意以身试法的记者也不会很多。

（二）媒体公信力缺失。

1、事件中暴露的问题：

这次事件的整个过程甚至可以作为公众传媒公信力流失的经典反面教材。《新快报》高层在并未对为何要咬死中联重科连发18条负面报道的情况下，其实本身已难脱舆论寻租的嫌疑，却无畏无惧地在报纸的头版连续发文要求长沙警方放人，把报社的公信力作为最后的强力筹码压上，悲愤而煽情，的确得到了众多媒体同仁、法律专家、广大读者的同情和声援；然而转眼间就被自己所要保护的对象出卖得干干净净，悲壮剧转为讽刺喜剧，让还在为媒体和记者的悲情感动的众人目瞪口呆。不难理解，此次事件之后，不仅仅是《新快报》的信誉荡然无存，就连众多声援的其他媒体、团体和个人都受牵累，新闻舆论界的整体公信力再遭重击。而此前《新快报》连发18篇报道，想要发掘的关于中联重科的问题是否存在，只怕也不会有人再去关心，舆论监督的效果荡然无存，不管案件的最后结果如何，中联重科已经达成了目标。这其实是整个舆论监督行业的失败。

2、原因探讨：

(1)部分媒体、记者立场不公正。

这里面的原因比较复杂，有为了利益寻租埋没良心的、有为了人情打偏架的、有素养不足判断失误的，但在受众群体看来就是一个样：都是立场不公正的。

(2)行政干预、领导干预。

这个应该也不难理解，报纸还是属于国家资产，必须听国家的、听党的；具体到人，基本上就是得听主管机关的、新闻局、宣传部的。但有时候领导的立场与社会大众的立场有所偏差，于是在外界看来，又是媒体不公正。

(3)媒体失语。

就是对某些问题视而不见，不表扬也不批评。这里面有政策因素、有地方利益保护、有领导意图，也有对头势大难惹的因素。这年头记者惹上不该惹的人，弄得身败名裂的例子屡见不鲜。比如说，有一位同行在网上撰文指出：长沙警方并非以商业贿赂抓捕陈永洲，而是以涉嫌“损害商誉”将陈永洲刑拘，这一罪名几乎适用于所有对上市公司的批评性、揭露性报道，基本上都可以用损害商誉罪名先抓记者和举报人，然后再慢慢的找你问题。程序不正义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安全的，职业操守有问题当然可以追究，但前提是程序的公平和正义。“损害商誉”抓记者先例一开，基本上，所有做上市公司调查、财经深度调查的记者没有谁是安全的，这不是说这些记者距离利益近，而是说凡是做批评性报道、舆论监督的，谁能够说自己的批评性、揭露性报道刊发，没有损害到企业的商誉呢？评判标准又是什么？股价的起伏？销售的数据吗？报道影响商业信誉的边界在哪里，又如何界定？所以说批评有风险，写稿需谨慎，有时候，上市公司比领导还可怕。

(4)网媒的影响。

网媒分流受众，传统媒体尤其是日报、晚报的一大优势是提供快捷的新闻信息，但在快捷方面传统的纸质媒体、电视媒体都无法和网媒较劲，被网媒分流大量受众，进而流失更多的广告资源。已经步入市场的传统媒体是依靠广告生存的，利益的下降引发连锁反应，记者薪酬下降、采编预算下降带来的后果是传媒产品质量的下降，进而流失更多的受众。

(5)媒体报道千人一面。

传媒产品质量下降带来的另一个恶果是大部分媒体的报道趋同，千人一面，甚至新起的网媒也多像是大家伙传抄一样，舆论界的整体吸引力、公信力及话语权全面下降。

(6)游戏娱乐的影响。

看起来好像不挨边，但实际上游戏娱乐时间的增长确确实实的挤占了人们读书看报的时间，同样分流了大批受众群体，其于传统媒体的后果不亚于网媒的侵蚀。

(7)诉讼的失败。

近年来因为舆论监督引发的官司越来越多，在我国法律不支持合理怀疑权的情况下，凡事都要讲证据，这使得舆论监督的路子非常的狭窄，稍有不慎就要败诉。普通人其实并不懂得诉讼的失败并不一定就代表着舆论监督的错误，因而每败一次就代表着媒体公信力受挫一次。可要有了确切的证据，还要舆论监督干嘛，直接起诉得了。

3、提高媒体公信力的对策：

（1）提高稿件质量。

A、提高编辑记者的写作水平，将稿件写得更生动、更有吸引力；

B、在快捷与质量之间求得平衡，在为受众提高新闻的同时，加强深度报道；

C、选题更贴近社会需求，版面更美观；

D、更专业更具特色，杜绝千人一面，跟风炒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