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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杰梁荣张砥

来源: | 作者: | 发布时间: 2024-04-08 15:54:09 | 31 次浏览 | 分享到:

     第二,就网络诱致过程而言,其特征主要有两个。首先是参与人数众多,数以万计的网民都可能通过网络对本体事件发表评论和看法,虽然参与者来源多样,立场各异,但客观上则产生了形成变体事件的合力;其次是参与对象跨地域,涉及面广,既有来自事件发生地的,也有来自千里之外甚至国门之外,而参与者的社会身份则几乎分布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很多时候对网络诱致过程起主导作用的参与者可能和本体事件毫不相干、远隔万里。网络诱致过程还有一个日益显著的特征,就是网络议题的设置和网络舆论的引导并非完全通过“自发秩序”形成,很多时候也是“网络推客”人为干预的结果。契合社会敏感点的本体事件也不少,但哪些最终能引发网民广泛关注而成为变体事件,网络议题设置和网络舆论引导中的具体操作很关键。
    第三,变体事件的不确定性。本体事件具有成为变体事件的潜在可能,也经历了网络诱致过程,但变体事件是否能产生仍存在不确定性,这主要是由网络舆论的不稳定性所决定的。如一个事件可能即将演变成变体事件,但突然发生了一个更具新闻点的事件,此时网络舆论极有可能受新事件的影响,逐渐冷却本体事件。但是,这种冷却也有可能是“阶段性沉寂”[8],特别是涉及领域高度敏感、引起强烈情绪的那些本体事件,一旦有新的关联诱因事件发生,极有可能重新快速进入网络诱致进程,具有再度演变成变体事件的可能,这样的波动过程甚至可能反复数次。
    第四,就应对工作而言,处置前后难度差异很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一是,本体事件和变体事件需要应对的利益关系差异大。本体事件阶段,利益对象简单,很多时候处置工作就是澄清事实,给相关人一个明确“说法”。不像其他突发事件需要处理复杂利益关系,需要广泛动员,协调各方。而事件成为变体事件后,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大大增加:本体事件的利益矛盾仍然存在,有形的利益关系仍然简单,但变体事件复杂程度远甚于一般的突发事件,例如有时候对事件走向影响最大的可能不是直接的利益相关者,而是一个不相干的网民,虽然没有直接的利益诉求,但其见解深刻、表达有力,对网络舆论走向产生关键影响,处置工作必须说服这些无形的“对手”。二是,处置的被动程度往往和事件的发展程度成正比。上述分析已经指出,从本体事件阶段到网络诱致阶段,再到变体事件阶段,事件的影响面不断扩大,利益关系不断复杂化,处置的被动程度从而不断增加。甚至往往出现这样的现象,事件越向纵深发展,处置工作越不易得到社会的认同和信任,特别当出现处置失当的情形,相关处置部门会处于网络舆论的对立面。而且,个别人的个别行为逻辑会被广泛推演,本体事件也会被推演和追溯,从而使局面更加复杂,处置难度大大增加。三是,事件敏感点不可控。在网络诱致突发事件中,随着本体事件经过网络诱致进程发展到变体事件,可能的敏感点逐渐增多,也会给处置工作增加难度。其中的敏感点,有可能是本体事件本身的是非对错,或者是“前科”事件,也有可能是引申出来的其他案例,还有可能是处置工作不当等等。敏感点的不确定,意味着处置工作需要经常改变重点,也意味着处置难度的增大。

三、网络诱致突发事件处置的消极行为模式及其困境
    突发事件处置成为各级党委执政能力和政府行政能力的重要考验。近年来很多地方政府官员因为突发事件处置不力受到问责,200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其中明确将“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列入问责条件,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给予了高度重视。在突发事件处置中,网络诱致突发事件的处置已经成为其中的重要环节。就网络诱致突发事件处置而言,处置工作既要把握突发事件的规律和特点,又要善于应对网络化的新形势。但从实际处置工作来看,对该类事件规律的把握、形势的研判上存在很多不足,行为模式比较消极。

(一)消极行为模式的表现
    第一,回避,即刻意回避问题和矛盾,认为采取鸵鸟政策即可将事件消弭。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就是应急处置中对网络诱致突发事件缺少足够的政治敏感,在网络上已经出现突发性的传播事态后,不能做到主动披露信息,而是消极对待,给谣言的传播留下了空间,对网络舆情的引导缺乏经验。而正规渠道信息不畅,政府“失音”,就会削弱政府的公信力。例如,某地一名城管队员与一名市民发生争执打斗,后这名市民脑干出血不治身亡,该城管队员被刑事拘留。据尸检报告显示,这名市民有高血压病史,而且大量饮酒,死因与打斗行为不存在必然因果关系。但基层政府在处理此事时,未能在第一时间通过权威渠道披露有关信息,最终此事被网络媒体描述成“十几名城管围殴一位市民导致其脑死亡”的失实新闻,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9]
    第二,拖延,对事件发展趋势把握不准,对事件严重程度估计不足,未能及时处理。在应急处置中的表现就是,在事件刚开始发生时,不能主动快速查清事实、认真纠错,或者利用媒体和网络澄清事实,从而丧失了在事件初期有效控制事态发展的最佳时机。其后仍然采取拖延的办法,最终形成被事件发展牵着走,从而导致事件不断升级,处置工作的被动程度也随之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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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