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宪法》即赋予公民“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权力，此后四次修宪每一次都保留“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内容，足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作为基本人权的正当性和神圣不可侵犯性。然而，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没有制订专门的《新闻法》，以致公民及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新闻批评时往往遭遇诸多限制，不仅使宪法的权威性得不到根本保证，大量可以通过舆论监督、新闻批评解决的民生问题及社会矛盾也被积压下来，衍生出新的矛盾和问题。值得深思的是，早在1980年召开的第五届人大、第五届政协会议期间就有代表和委员提交新闻立法提案，此后人们关于制定《新闻法》的呼声一直未断，但其一直“千呼万唤不出来”。可喜的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明确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宪法是保证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权威。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建立健全全社会忠于、遵守、维护、运用宪法法律的制度。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种种迹象表明，新闻立法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本文结合中共执政的指导思想、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新闻功能及负面报道的若干属性，阐述制定《新闻法》的必要性，在丰富法治文化的同时，对《新闻法》涉及的部分问题进行探讨。
一、“负面报道”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宣示

现今社会的许多人不但对“负面报道”持抵触反对情绪，在认识更是存在严重的误区。百度搜索“负面报道”获得的第一条回复竟是“负面新闻”：“大众普遍会认为负面新闻首先应该是坏消息，好消息不能归入负面之列；负面新闻应该是会影响什么人的形象，破坏什么人的威信，对安定团结有害之类；负面新闻与当前的‘大政方针’有所抵触。”这一解释是大错特错的，它错就错在否定了负面报道的正面效应。是的，人们固然可以把舆论监督、新闻批评看成是负面报道，而把“表扬稿”看成是正面报道。但是，一个人、一个单位做了错事、坏事被曝光，这个负面新闻被外市、外省甚至外国转载，出的坏名声被放大，难免会影响所在地方的形象和声誉，但是从“惩恶即扬善”角度看，新闻媒体曝光“不公、不平、不正、不义”现象，完全是对媒体正义、社会正义和国家正义的弘扬。这是第一。第二，称负面报道“对安定团结有害”及“与大政方针有所抵触”是毫无根据的，也不能简单认定“负面新闻即坏消息”，因为负面报道能够起到警示作用，预防更大范围、更多地方再次发生此类事件，所以说，新闻媒体揭丑、揭黑报道本身就是“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及“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第三，新闻批评、舆论监督非但不是所谓的“杂音”，而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开放的社会满足人民群众知情权的佳音和福音。

“当代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力量，那是因为它能够自我批评，它似乎有无穷无尽的创造活力。思想上能够在不同的历史时刻重构马克思主义。”(1)这是一位美国学者所言。此外，也有西方学者讲“哲学的固有属性是批评”、“哲学真正的社会功能在于它对流行趋势的批判”。(2)上述说法正确与否，还要看恩格斯、马克思自己怎么说。“为什么马克思喜欢‘怀疑一切’的箴言？当然，他的论著风格都是含有批判性的，仅从他的著作的标题看，大量的都标明‘批判’。比如，《资本论》是最著名的批判著作，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还有《〈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哥达纲领批判》，等等，都是鲜明的批判性质的著作。然而，最重要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在整体上是具有强烈的鲜明的批判性质的科学理论。马克思十分强调自己理论的批判性，甚至用批判为自己的理论命名，把自己的世界观称为‘真正批判的世界观’。恩格斯在回顾当年加入正义者同盟时说，‘如果我们愿意加入同盟，我们将有可能在同盟的代表大会上以宣言的形式阐述我们的批判的共产主义，然后可以作为同盟的宣言发表。这是直接把科学社会主义叫做‘批判的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我们学习和理解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一切现实问题，首要的就是学会批判地对待一切客观事物，批判地对待各种思想观点。”(3)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是认可马克思主义“批判的世界观”的，这也佐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佐证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正确性及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