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籍可考的最早一起屠杀史官的事件，发生在公元前548年的春秋战国，齐卿崔杼杀庄公后，因怒齐大史兄弟相继坚持直书“崔杼弑其君”而连杀三人，仍未能迫使对方屈服，终于不得不放弃了篡改史实的念头；晋灵公被杀后，太史董狐敢于直斥当时掌权的赵盾“弑其君”，便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到南北朝北魏太武帝时，崔浩因主持编修国史得罪鲜卑贵族，惨遭灭族，参与编史的著作郎高允因得到太子庇护而幸免于难，但当太武帝拓跋焘向高允问及此事时，高允冒死而称崔浩“直以犯触，罪不至死”。并对太子说：“夫史籍者，帝王之实录，将来之炯戒；今之所以观往，后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举动，莫不备载，故人君慎焉。”崔浩虽有过失，但其“书朝廷起居之迹，言国家得失之事，此亦为史之大体，未为多违。”西魏时，史官柳虬还主张把史官独立记载的史事直接公诸当世，“然后付之史阁，庶令是非明著，得失无隐；使闻善者日修，有过者知惧。”虽未实施，但亦使好名声的帝王权臣多少有所顾忌。东魏权臣高欢曾对史官魏收说：“我后世功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其子北齐文宣帝高洋也故作大度地向史官魏收表示：“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帝诛史官。”
三、“负面报道”是激活社会修复功能的利器

“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这是多年来老百姓对官僚主义衙门作风的报怨之声。10月11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曝光了两起办证难事件：“小周”回距北京三百多公里外的老家办护照手续，跑了大半年一直没有办下来；“小狄”在徐州市、丰县行政服务中心、丰县工商局大沙河分局三地，为办理营业执照和法人执照来回奔波。小周感叹：“我就感觉像现在在我们这种小县城，他们拿着一点权力，就是随便愚弄或者玩弄这些老百姓，办一个证件太困难了。”按照公安部网站显示，普通公民办理因私护照只需要提供身份证和户口本及复印件，然后就是照像填表了事。上述那些办事人员让他补办的证明，除本地身份证，其它的都不需要。

由于电视报道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央视这期《焦点访谈》引起全社会的广泛重视，两地政府均连夜处置作出严厉问责。11月5日，公安部领导在有关会议上强调要方便群众办事，特别是要把解决广大群众反映强烈的办户口难、办证难问题作为改进作风的突破口，切实整改落实，抓出成效。“可以不开证明的不要让群众开证明，可以一趟解决问题的不要让群众跑两趟，可以不回原籍办理手续的不要让群众来回往返”。11月19日，公安部召开会议强调大力强化队伍纪律作风，坚决落实从严治警各项措施，严查严纠吃拿卡要、冷硬横推、乱收乱罚等违纪问题。

当今社会，老百姓绝不仅仅是办护照和工商执照难，而办证难一经央视《焦点访谈》披露，好似打开了“媒体负面报道激活社会修复功能”的一扇门。10月17日，央广网加载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河南郑州市的一位准妈妈张女士就为一份准生证“操碎了心”：她于今年3月份怀孕，并按医院指导从6月份开始办理“婚育情况证明”和“准生证”。按照流程，她需要到街道办事处申请开具初婚证明，然后拿着夫妻双方身份证、结婚证、男方户籍所在地出具的婚育情况证明材料，到计生办办理准生证，这一跑就是4个多月。

１１月１５日，新华网发表记者的体验式报道——《服务窗口一周开两天 工作人员“溜你玩”——辽宁省人社厅办事大厅办事记》，披露记者日前在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事大厅办理业务时看到的情形：工作人员上班玩手机、看视频、读报纸、接待群众随意设置“门槛”……

11月29日，《 人民日报 》 14 版用近半个版的篇幅发表《不回乡参加资格认证就无法异地支取养老金——证明“我活着”，非得折腾吗》报道并讨论“退休人员两地跑，只为证明‘自己还活着’”这种窘境话题。认为“借助网络认证，既能保证资金安全，还能方便群众，何乐而不为？期待政府完善制度设计，让异地认证尽早在全国范围实现。”

随着新闻媒体对各行各业办证难问题的曝光，必将引起各行各业的重视，相信老百姓的“办证环境”会越来越得到改善。曾几何时，一些主流媒体“只服从上级要求，不注重群众诉求”，他们像办证难涉及到的公务员一样，只对上负责，而对百姓负责不够，屡屡让百姓失望。近年来网络媒体之兴旺，有新兴技术的原因，更因为“主流媒体缺位、失声”使然。而网民开展的“网络问政”、“网络参政”、“网络社会管理”，尤其是“网络反腐败”等等越来越得民心，更反衬出主流媒体公信力的下降。

西方新闻理论把新闻媒体称为继立法、司法、行政三项权力之后的“第四权力”，不仅是一种学术表达，也是一种现实写照。因为“第四权力”之说强调新闻媒体具有独特的干预生活的功能，即在开展舆论监督、新闻批评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性。在中国大陆，尽管党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要不断简化审批程序，但落实到基层却往往不尽如人意，这些“不如意”深刻折射出当前政府自身效率跟不上社会运行步伐的现实，而每当“不公、不平、不正、不义”一类涉及民生的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之时，一旦新闻媒体站出来开展舆论监督、新闻批评，就立即会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尤其是领导机关决策部门的重视，激活社会修复功能，进而化解社会矛盾。多年的实践证明，停止、减少甚至废弃舆论监督、新闻批评，意味着社会矛盾的“化解器”没有了，百姓的“出气阀”堵死了，干预生活的利器纯锈了，许多明明可以在基层、在萌芽状态，通过媒体的舆论监督、新闻批评解决的小问题小矛盾，却因久拖不决而逐渐酿成大问题大矛盾。整个社会就会百病丛生，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