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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会斌王佩剑

来源: | 作者: | 发布时间: 2024-04-08 15:57:13 | 1 次浏览 | 分享到:
自2013年下半年全党走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全党强力推动批评和自我批评,河北省委等多地多级党委领导班子在民主生活会上广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的情形仅仅在一年前也是人们不敢想象的,这是中国执政党民主政治建设良好走势的显著标志。回顾过去的多年里,我们讲“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党的“三大优良传统和作风”少了,相关的实践也少了;同期的学术批评、文学批评也不够活跃;而舆论监督、新闻批评难以得到强化。这一切证明“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的流失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而今中共党内大兴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风,必然进一步强化新闻报道干预生活的功能,而负面报道本身就是开展批评的手段之一。换言之,负面报道和“批评和自我批评”一样可以推助沟通交流,协调化解利益纠纷,要想保持社会正常运行,就必须支持新闻媒体“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正常开展舆论监督、新闻批评。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好:“打铁还须自身硬”、“中国共产党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如是,还有哪一个地方、哪一个部门、哪一个单位、哪一位党政干部、哪一位公务员不能接受批评乃至于尖锐批评?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加快制定和出台《新闻法》的步伐,乃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和习总书记讲话的重要一环;只有尽快出台《新闻法》,保障新闻媒体开展正常的负面报道,才是对《宪法》权威的最好维护。
二、“负面报道”是中国“负面记史”传统的延续
追溯起来,当今新闻媒体的“负面报道”实为中国古代几千年来“负面记史”的沿续和发展。“敬祖重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所记正史中既有“正面记载”更不乏“负面记载”,而且当时记载的都是新闻,只是因为古时候没有产生发达的媒体,无法实现规模化报道,故以史实的形式保留传承下来。值得一提的是,古代中国的史官制度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可以制约皇权的力量。例如,司马迁在《自序》中引述董仲舒的话说,《春秋》还是“贬天子”的著作。古人云:“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说明史书对大臣同样起着制约作用。随着媒体的发达和社会的进步,“负面报道”频现于新闻媒体之上,这些“负面报道”保存下去,在未来几百年几千的后人眼中,无疑也是“负面记史”。所以说,“负面报道”是对“负面记史”的历史继承。
古往今来,史官们所以能保持“直笔直书”的严谨写实风格,与历代统治阶级都保持重视史鉴的深沉意识是分相辅相成的。古代朝廷和社会都很尊重史官及其专业职能,遇凡国家大政,周天子或各国诸侯皆须征询史官意见,以便从前代历史中求得借鉴。这就为史官不顾当政者的权威,通过“直书”史事曲直而对其言行实行监督提供了条件。唐朝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国语·楚语》载:“有事不书,是史失其职守。”《左传》僖公七年称“夫诸侯之会,其德行礼仪,无国不记”。《礼记》也有“史载笔,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忠于事实、写实成史的客观性记叙传统。古时候史册承担着“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唐朝刘知几著《史通》)的重任,“君举必书”彰显古人“跨越时空的舆论监督场”的新闻理念。对皇权的监督既可以说是“现实化的未来监督”或“未来监督的现实化”。虽是只存档而不公开,甚至也不让帝王审读,但是从来没有帝王敢小看它。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不仅皇帝看不到史册,当朝人也看不到史册。“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唐朝刘知几著《史通》)当然,在“国家有史”框架内,还有“地方有志”,“家族有谱”与之相配套。在国史监督皇权之外,亦有“朝廷监督下属,百姓口头评议官府”与之呼应,形成了历经数千年不衰的文化传统。
先秦诸侯国的一些史官能够做到“仗气直书,不避强御”,不光取决于他们个人作为史官所具备的品德、素养和气节,也是和当时的制度及一般上层社会长期形成的舆论共识制约分不开的。汉武帝就没有看过史官司马迁写的《史记》,所以《史记》中才能批评他。后汉时期,王允就埋怨“武帝不杀司马迁,使谤书(指《史记》)流于后世”。这至少说明汉武帝是持尊重史官、遵守制度的态度。《贞观政要》记载,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记起居注。唐太宗问他起居注里记些什么,并且提出想看褚遂良所记的内容。褚遂良回答说,现在的起居,就是古代的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然而,唐太宗晚年曾几次提出要看“起居注”,褚遂良等大臣后来终于拗不过,将“起居注”删为“实录”给他看。此例一开,史官记事独立性的最后一道防线遂告解体,以致后来的“实录”屡有被篡改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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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