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一些窗口单位让老百姓遭遇办证难完全是官僚主义的表现，而新闻媒体揭露和批判办证难则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有力维护。然而，如果新闻媒体无视百姓办证难的普遍呼声，对其不闻不问，则说明新闻媒体自身就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有的省级党报取消了读者来信专版，废弃了舆论监督和新闻批评就是力证。在党中央带头反四风的当下，新闻媒体查找和根除官僚主义等四风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四、“负面报道”的门槛性平衡性最重要

从全球新闻实践活动来看，一国之新闻媒体，开展负面报道时首先要遭遇“什么可披露，什么不可披露”的门槛，全球各国国力国情不同，门槛亦存在高低。这就是负面报道的门槛性。一个地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有善也有恶，新闻媒体不能报喜不报忧，而报喜也报忧还应掌握适当的比重，就是人们常说的平衡报道。

负面报道的门槛性攸关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一般来讲，国家实力越强大，越是超级大国，其社会开放程度就越高，负面报道的门槛越低。美国负面报道门槛大概是全球最低的，几乎达到了“新闻至上”的程度。据报载，“五角大楼秘密文件见报”案就是美国媒体“逼疯政府”的典型案例。1971年，一个接触到美国国防部关于越南战争绝密报告的人，将这份47卷7000页的最高机密级别的文件复印，交给了《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从6月13日开始连载“五角大楼文件”，每天整整六个版面，预计10天结束。次日，国防部和司法部要求报纸立即停止连载，说这是对国家安全至关紧要的高度机密资料，并且违反了美国刑法中的反间谍法。《纽约时报》立即发表声明，断然拒绝了国防部和司法部的要求，继续连载。接下来，司法部紧急起诉《纽约时报》。第三天，法庭紧急开庭公开审理这一案件。司法部指控称这样发表国防部秘密文件，会严重伤害我国的外交关系和国家利益，至少应该命令纽约时报稍微延迟发表这份绝密文件。纽约时报反对，称这种对出版物内容作"预检"是违法的。

法官对案件双方的对错不作任何判断，但同意发出一个法庭禁令，要求《纽约时报》延迟发表剩下的文章。但同时法官拒绝了司法部关于没收纽约时报的五角大楼文件的要求。第四天，《纽约时报》刊登大标题：“应美国政府申请，法官下令纽约时报停止刊登越战文件，等待听证。”立即在全美引起一片哗然。

第5天，《华盛顿邮报》经过努力也搞到了这份几千页的“五角大楼文件”。众多编辑经过一天一夜的紧张劳动，第二天，《华盛顿邮报》开始连载“五角大楼文件”。随后，《基督教科学鉴言报》等十几家报纸都加入了发表“五角大楼文件”的行列。从而使得五角大楼文件一案不再是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对司法部的对峙，而是美国整个新闻界对政府的一场总体对抗。

在这个具体冲突中，政府和报社对于民众知情权的理解差距甚大。政府方面认为，只要有可能是机密就一定是机密，只要有一部分是机密就全是机密，只要有一刻是机密就长久是机密。而媒体方面认为，只要民众知道了不会出大事儿的就不是机密，民众有权知道的就不是机密，需要保密的那一刻过了就不是机密。

6月30日下午2点半，最高法院宣布它的裁决。首席大法官宣布解除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发表五角大楼文件的禁制令。当时，美国最高法院并没有对这个案件发出一份裁决书，而是由每个大法官写下各自的意见，这样就有了9篇意见书，其中6篇对新闻界有利，3篇或对政府的立场有利或者拒绝发表意见。

负面报道的门槛性有时可以折射“国运”走向。当一个国家出现重大异常表现，而新闻媒体只是盲目跟从却丝毫没有勇气发出“不同声音”时，说明其负面报道门槛已经高不可攀难以逾越的程度，这种舆论“一边倒”局面说明这个国家的“国运”走向出了大的偏差，中国的10年文化大革命就是力证。此外，一些潜规则也制约着负面报道的正常开展：一般情况下是党委、政府不能批评，公、检、法、司及军队不能批评——这是“内容限制”；国家、省、市、县两会期间，全国党代会、省、市、县党代会期间，重要节日期间不能发表批评稿件——这是“时间限制”；还有“权力和人情的制约”，一些官员认为“我决策失误造成损失可以，你媒体和记者要曝光就不行。”往往是层层找人说情，最后找到新闻单位的领导，让批评报道发不出去，实质是害怕党中央、广大群众掌握事实真相。

负面报道的平衡性亦可用“鲜花与垃圾”理论来诠释。中国许多地方存在这样的怪现象，一旦出了“影响形象”的突发事件，本地新闻媒体哑然失声，这时往往是中央媒体或外地媒体闻风而动，率先发出负面报道曝光事故，才推动了信息公开并且“让高层及早知道基层真实情况”。怎样掌握负面报道的尺度呢？国务院新闻办前主任赵启正曾经说：“ＣＮＮ不公正，报道中国和亚洲的时候以阴暗面为主。如果北京有七处鲜花盛开的地方，有三处垃圾箱，你拍摄的时候，拍七分钟垃圾箱，拍三分钟鲜花，最后大家认为北京是个垃圾城市。”（4）显而易见，目前中国新闻媒体展示“鲜花”充分，而对实际存在的“垃圾”展示得相对较少，唯有曝光“垃圾”才便于清除“垃圾”，才能实现“平衡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