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否认“拟态环境”的积极作用，适度的“拟态环境”能够简化受众对眼花缭乱的现实环境的认知过程，但是传媒的过度操控也有可能出现“拟态环境”的严重变形从而产生误导受众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可能导致受众在观念上形成对官场文化的刻板印象。所谓刻板印象，简单地说，就是人们对某个社会群体或某种性别角色形成的一种概括而固定，有时带有偏见的看法。“刻板印象本身包含了一定的社会真实，所以，它通常成为人们简化认识过程，迅速适应环境的手段。但是，这种固定的、高度概括的方式不但有可能是非常片面的，而且很难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它往往阻碍人们看到新的现实，接收新的观点，结果导致人们对某类群体的成见。”^[7]由于大众传媒在社会话语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大众传媒对刻板印象具有固化和强化的作用。像在“张二江模式”模式中，“拟态环境”的变异就让很多受众对现实的解读变为一种刻板印象：笃信只要是腐败官员就一定有情人，甚至生硬地将官员与情人捆绑到一起，哪怕这个官员根本没有腐败问题，也难逃被猜测其背后有情人的命运。这种刻板印象在某种程度上，为政府同公众之间的沟通人为设置了障碍，也为社会上少数人“仇官”心理的滋长提供了“养料”。

舆论监督是制衡权力，预防腐败的重要力量。但当前媒体监督面临的阻力和压力很大。一方面腐败官员为了不使自己的腐败行径曝光，“防火防盗防记者”，采用种种手段抵制媒体监督。有的地方政府甚至以“盖章”为“路障”，凡是报道本地的负面新闻必须由当地的主管宜传部门盖章才能发表，否则追究媒体责任；另一方面因受到舆论监督而引发的新闻官司越来越多，而且多以媒体败诉为果，大大消解了记者的积极性。舆论监督面临的困境导致了媒体知难而退，转而对落马贪官进行“轰炸式”报道 ，“痛打落水狗”以减轻监督压力，又不用太担心因新闻侵权而被起诉，因此反腐败新闻出现“低俗化揭丑”倾向就不难理解。

但是媒体为这种低俗化的“监督”所付出的媒体乃至政府的公信力随之下降的代价也是不容忽视的。试想，如果媒体的娱乐化、低俗化反腐败新闻过多，无形中会给公众形成一种“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官场形象，这对社会的和谐发展有何益处，对于权力的制约有何价值，舆论监督的建设性又体现在哪里？

“张二江模式”除了影响人们对环境正确的认知，还易激发受众的不良情感和行为，误导部分受众的价值取向，甚至使其滋生 “羡腐”思想，导致一些社会丑恶现象的屡禁不止。

海南某官员“七妻”事件、“三玩市长”包养情妇的新闻出来后，有的媒体就兴奋地似乎一下子抓住了舆论的沸点，绘声绘色地描述这些腐化分子“玩”情妇、“玩”女人的罪行，有的甚至还从细节处加以浓墨重彩，这样的报道不但难以达到深度报道应有的宣传和警示效果，相反一些报道还会让人生出“羡腐”情结来。还有的媒体将一些生活腐化的腐败官员追捧为位高权重的魅力人士，将一些与有黑社会性质团伙勾结的官员，演绎成讲义气重情义的“义士”，这类的反腐败舆论其实是在为腐败文化培植土壤，不但对反腐败宣传本身无益，更会误导接受信息者的价值取向。

受众在“张二江模式”的报道中，所选择的信息并不是反腐败的关键信息，而是那些具备低级情趣的“情人”细节，人们所关心的不是国家和人民的损失和痛恨腐败官员腐败行为的可耻，而是更为关注腐败案件中“情人”的数量、“质量”的攀升并且潜移默化成为某些人的包括一些官员一种心理追求和效法的“样板”。“拟态环境”的变异让受众本身看到了一个不真实的环境，而在这种变异的“拟态环境”中，受众又产生了不良的“拟态情感”。“张二江模式”不但没有起到遏制腐败的作用，反而将腐败中的那种奢侈淫靡放大了给人展示，使得腐败被认为是特权阶层的一种特权,是特权阶层的生存方式，而这种特权渐渐地成为部分人的向往。在人们的正确认知被变异的“拟态环境”影响之后，人们的不良情感被激发，很容易就会出现不良作为，这种不良作为可能是模仿，也可能是“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