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新闻监督的剑走偏锋

 

【摘 要】 反腐新闻监督中的“张二江模式”是传媒刻意利用性丑闻作为新闻价值第一要素的示范性报道模式，以突出腐败案件主角人生经历中的“性词语”、“床词语”来吸引受众眼球，方向偏离、主题跑调、情节低俗、品位低下。此类报道通常以揭露批判为由头，以“野史笔法”为手段，以刻画“情欲”为中心，以娱乐大众为目的。其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传媒的价值偏离、受众的娱乐心理、媒介生态环境的亚健康和色情腐败的客观存在。“张二江模式”的流行会加速拟态环境的变异，导致舆论监督环境的恶化，激发社会的不良情感和行为，引发新闻侵权，使得社会对官员腐败深层次问题的关注、反思和抨击被弱化。

【关键词】 反腐新闻；舆论监督；张二江模式；传媒价值偏离

 

新闻舆论监督必然要涉及形形色色的腐败案件。真实、客观地披露腐败事实，揭示形成腐败的各种原因，给构建反腐倡廉的长效机制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舆论氛围助力，是新闻媒体应该恪守的职业伦理准则。但部分媒体在反腐败新闻报道中却出现了监督方向的偏离乃至脱轨，表现在不是关注腐败案件的具体案情、特点以及带给社会的警示和教训，表达党和政府对腐败行为严惩不贷的决心和惩治腐败的力度，而是违背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原则，只突出腐败案件中涉及两性关系的情节和细节，尽其所能以“色情”为噱头，突出腐败官员人生经历中的“性词语”、“床词语”，吸引受众眼球。此类报道负面信息多, 正面引导少,明着反腐，实则大打“擦边球”，致使严肃性、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反腐败新闻，成了娱乐大众的花边新闻，也使得纪检部门对腐败官员的查处与司法机关对腐败案件的审理，变成公众对低俗的涉性情节的集体“围观”。这种方向偏离、主题跑调、情节低俗、品位低下的反腐新闻相沿成习，成为一种基本程式化的报道模式，这就是本文提出的反腐败新闻的“张二江模式”。

之所以命名为“张二江模式”，是因为媒体对张二江腐败案件的报道最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起始时间也较早，距今已经十余年，其影响对后来的报道有很强的“示范作用”。

原湖北天门市委书记张二江，2001年因贪污受贿事发被司法机关审理，判处有期徒刑15年。传媒在报道张二江腐败案件的过程中几乎将报道重心全部聚焦于张二江的“性贿赂”上。据披露，张二江在丹江口和天门任职期间，与其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有107人。媒体在报道张二江腐败案时，敏锐地捕捉到了“107”这个数字，于是，加上他的妻子，硬是给凑成了“108”，以《五毒书记和他的108个女人》为标题进行报道。在报道中，媒体关注的是张二江同众多女性关系的诸多床第故事和细节。从此，这个“与108个女人发生过性关系”的官员，就成了近年中国官场腐败的一种“符号”，这种以关注色情腐败为报道焦点的模式也就具有了某种“示范文本”的作用，类似的报道，不断产生出来。不管腐败分子姓张姓李，报道总是会采用大体相似的模式：即在报道腐败官员时，不是关注他如何滥用公权力，给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了多大损害，他的腐败行为有何特点，对社会有何警示作用，纪检部门和司法机关对其行为是怎样认定的，而是将报道的重心置于有无性腐败，私生活情况怎么样，特别关注他到底有多少“情人”，他和情人之间的风流韵事的情节和细节。报道男性贪官如此，在报道女贪官上，媒体更是竭尽全力关注其中的“权色交易”、“卖身求官”。湖北枣阳市女市长尹冬桂腐败案查处，媒体报道赫然在目的就是“枣阳有个女张二江”，渲染“尹冬桂同多名男子有染，霸占司机长达六年”。还有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湖南省建工集团副总经理蒋艳萍、深圳罗湖区公安局长安惠君、安徽省原卫生厅副厅长尚军等，一些媒体报道都把大量的篇幅放在了她们的桃色新闻上，描述之生动、刻画之细致，达到了绘声绘色的地步。直到今天，打开百度搜索引擎，有关张二江的报道标题依然是“五毒俱全张二江与107女的风流史”、“五毒书记张二江大战情妇外的‘美女十二钗’”、“办公室亦成淫乱场——记双面贪官张二江”、“情妇与妓女一个都不能少的张二江”，有关“蒋艳萍”的报道则是“性贿赂肉弹蒋艳萍”、“ 蒋艳萍在狱中实施性贿赂”、“ 蒋艳萍监狱怀孕”，等等。

这种在对腐败案件的报道中，传媒刻意利用性丑闻作为新闻价值的第一要素，着力刻画，重点渲染，借此来吸引受众的注意力，从而弱化反腐败斗争的意义的报道方式，就是“张二江模式”。

以程式化为其特征的“张二江模式”有其相对固定的要素和套路：

打着揭露腐败分子穷奢极欲、腐化堕落的人生经历，批判他们肮脏、扭曲、变态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旗号，报道文本就可以大写特写腐败分子的风流韵事，这就是“张二江模式”的道德保护伞。有了这个保护伞，写得怎么夸张、怎么出格，也是揭露批判的需要。对腐败分子的腐化过程，谁能够不让揭露，谁还能反对批判？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报道者可以尽情挥洒笔墨，“理直气壮”；阅读者也大可从容阅读，“心安理得”。当然，批判揭露在很多情况下，多是停留在名义上的，实际文本中很难看到多少反思与批判的成分，最多就是写上几句“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辜负了人民的重托”之类“以不变应万变”的套话。“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一点模式的开发者和使用者是心知肚明的。

“张二江模式”对于新闻真实性原则一般是无须刻意追求的，不一定要求情节细节真实，经得起检验核对，只求写得生动、花哨、煽情就行。因此对贪腐官员的“性丑闻”常常用的是野史笔法，道听途说、街谈巷议甚至流言蜚语都可以写进报道。因为作者知道，腐败分子身陷囹圄，一般不会站出来和媒体较真；至于报道涉及到的那些男男女女也不会轻易出来辩白，因为涉及到所谓的生活作风这些事常常是越描越黑的。除非有些报道太离谱，严重损害了有名有姓的第三者的名誉，致使报道相对人不能容忍，才有可能对簿公堂。像媒体对尹冬桂的报道，涉及“霸占司机长达六年”，连带损害了司机的名誉，尹冬桂觉得太冤屈，这才有后来尹冬桂起诉媒体，维护名誉权的情况。平心而论，这类报道倒也不是媒体和记者不想追求真实，毕竟真实更有说服力，只是因为媒体需要的反映腐败官员私生活糜烂方面的材料寻找难度太大。腐败分子已经落马，面对法律的审判，自顾无暇，还哪有功夫给传媒提供风流韵事任其炒作；而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一般也不会把涉及个人隐私又和案情没有直接关系的事实拿到法庭上公开的。在正常渠道难以获得有分量的材料的情况下，对媒体来说，有些细节就只有根据一些传闻加工杜撰了。

略举一例。原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尚军腐败案发后，湖北某杂志发表了署名“丁香”的长篇纪实报道《安徽省原卫生厅女副厅长尚军以色谋权内幕曝光》，各类媒体纷纷转载。对于其中揭露的“以色谋权内幕”，网络论坛上的一篇文章却揭底，“据知情者透露，丁香只是安徽滁州的自由撰稿人，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核心信息源，那些火辣的细节，生动的对话，私密的交易都是根据外界传说写的。”《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通过到安庆、阜阳等地的实地调查，也认为尚军所谓“以色谋权”之说无确凿证据。

“张二江模式”的核心要素是要细致入微的表现腐败分子的情欲，因为他们深知这才是最能吸引眼球的。在传媒的报道中，腐败官员都是一些自恋、自私、贪婪和永远不知魇足的人格类型，“欲壑难填”就是他们人生的写照。腐败官员的情欲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金钱权势永无休止的攫取，二是对异性永不停歇的征服。“张二江模式”中，前一方面只是陪衬，后一方面才是需要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像写张二江，贪污受贿都是一笔带过，重点是写他对女性的占有和玩弄。所以张二江的经济问题，很少有人记得住，而他的“108个女人”却印象深刻。传媒的报道中，张二江为官的过程就是不断地搜寻“猎物”的“猎艳”过程，“干部、服务员、小姐、鸡婆来者不拒”，“夜夜不可空床”更是很多媒体在报道张二江案时必然要提到的话。写蒋艳萍也是如出一辙，写她从下乡知青到副厅级官员，就是不断玩男人于股掌之间，投怀送抱的目的就是让众多掌握权力的男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成为她往上爬的阶梯。

在“娱乐是传媒永远的风景线”的观念影响下， “性”元素往往成了一种特殊的“娱乐”，而性与公权力滥用的结合形成的色情腐败更使其“娱乐”的价值倍增而源源不断地被媒介生产制造出来。“张二江模式”让一些受众通过色情这个“窗口”来观察官场腐败，在满足窥私欲中感到愉悦，这也正是媒介对“张二江模式”乐此不疲的一个原动力。

从形式上，“张二江模式”为了增强报道的娱乐性，最常用的招数就是尽其所能多制造兴奋点，产生让受众“眼睛一亮”、“心头一震”的效果。最常用的是渲染数量，像张二江的“108个女人”，蒋艳萍的性贿赂“40多位官员”，还有“创纪录贪官徐其耀‘性上瘾’：养146个情妇”；还有就是渲染腐败分子的特殊的“性癖好”，如对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媒体一度炒作他“对未成年少女有特别兴趣”。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爆料的“某贪官局长：所有情妇规定在16岁以下”、某贪官“上班前喝人奶一杯”；还有用段子、顺口溜的，如同样是张二江，有的报道就用张二江“抱着姑娘娃，忘了孩子妈；老牛啃嫩草，到处采野花。”；再还有就是用火辣刺激的标题的，如蒋艳萍《女巨贪为缓刑 色相引诱看守所副所长落水求欢》，还有写尚军的，《她靠下半身就当上副厅长》；还有就是用腐败官员的一些他们自己总结的“经典语录”，如张二江的“皇帝还有三宫六院，我有几个相好算什么？”，蒋艳萍的“男人玩女人可以不讲档次，女人玩男人就不能不讲档次。在男人当权的社会，只有懂得充分开发利用男人价值的女人，才能算是真正高明的女人。”；再就是用一些夸张的细节来形成“卖点”，如2002年2月1日北京某报刊登了《聚焦“五毒”贪官张二江：案卷高2米 情妇107个》，“办案人员感到案情重大，遂对张二江情妇姚某住宅进行24小时监控，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高峰时有100多名工作人员进驻天门，整理出的案卷有两米多高，共82卷，连市纪委新买的复印机都‘累’坏了。”无论事实如何，这样的报道，写作手法明显有夸张的痕迹。

耗散结构理论认为，偏好价值可以产生优势价值，引发优势发展，可以引发系统内部的涨落。因为系统内部诸要素并不是绝对均匀、独立和对称的，它们之间的差异产生相互干扰，从而导致对宏观结构的一定的偏离。当然，优势价值的作用有正反之分，而导致反腐败公共舆论价值变异的媒介偏好是一种反向偏好，形成一种反向的价值取向。在“张二江模式”中传媒偏离表现为媒介关注的是腐败官员有多少“情人”，官员的私生活的糜烂程度。正是媒介舆论的这种反向偏好，使得这种偏离正确方向的价值成为优势价值，从而优先发展起来，最终导致公共舆论的价值发生变异。因此，每当传媒报道一个腐败分子时，公众也跟着媒介的思维定势，最为关注的是腐败案件内中的情色腐败内容。

在激烈的新闻竞争中，对落马高官色情腐败的揭露往往具有刺激受众窥私欲的娱乐价值因素，在有些媒体看来，这是一个吸引受众眼球，提高点击率、收视率、发行量的大好机会, 在娱乐性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就出现了媒体放弃社会责任，不惜违背新闻真实性原则，“俯身” 迎合低级趣味，以“性”为噱头，煽情炒作，合理想象，尽可能把反腐败新闻乃至一般社会丑闻中的“性词语”放大，媒体的舆论监督变成了媒体在“窥私”动机下的猎艳猎奇。从而把媒介强大的“社会教化者”传播功能演化为“窥探“别人隐私，传播别人私生活的飞短流长的“长舌妇”功能，尽管还打着反腐败的幌子。反腐败公共舆论的主导价值严重弱化，主要的甚至惟一的功能便是展示低俗化的娱乐。

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市场的繁荣，也刺激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流行。法国著名消费主义思想家波德里亚曾经分析过“物”的性质在消费时代发生的变化，提出作为消费对象的“物”被赋予了超出其物质属性之外的意义。它不仅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的必需而被消费，还作为一种符号同人们的各种认同联系在一起，它在作为一种满足各种欲望的刺激物的同时，又超出了刺激物的功能，为人们的地位、身份、品位以及与此相关的群体、亚群体提供证明^[1]。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在伦理上把对欲望、财富和快乐的无节制的、非理性的追求，看成是合理的、正当的，甚至是人生目的本身。它对民众的巨大影响就是如波德里亚所说：“关于消费的一切意识形态都想让我们相信，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纪元，一场规定性的人文‘革命’把痛苦而英雄的生产年代与舒适的消费年代划分开来了，这个年代终于能够正视人及其欲望。”^[2]在民众心目中，满足个人欲望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天经地义的，那种曾经被禁锢的欲望全部被释放了出来，消费作为一种能够带来感官刺激和欲望满足的行为而被理所当然地认定为人生价值和终极意义的所在。人们开始遵循享乐主义的原则，追逐眼前的快感，满足不断被刺激和制造出来的欲望，倾向于接受轻松化、娱乐化、感官刺激性较强的信息产品，疏远于严肃、深奥、抽象、耗费时间和脑力的信息内容，特别是不易接受意识形态色彩浓、有思想深度的新闻信息。部分受众的这种偏好“鼓励”了传媒报道的娱乐化现象，表现在传媒对各类奇闻逸事和“腥、星、性”题材的狂热追逐。

除此之外，受众偏离还表现在极少数受众政治热情弱化，信仰恍惚，立场摇摆，对政治话语心存冷漠感和疏离感，甚至对政治事务及相关信息存有偏激情绪和逆反心理。对腐败官员不看腐败事实，只特别关心腐败中“情人”细节，也是这种部分受众心理的体现。

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加剧了人类本能的放纵，肉身欲望的诱惑和享乐主义的刺激对传统的道德观起到了极大的消融、瓦解、腐蚀作用。在文化亚健康环境下，人们对色情、暴力等信息格外感兴趣，只要是涉性内容，都是人们追逐的热点。在大众传媒的屏幕上、版面上、网页上充斥着婚外恋、不伦恋、三角恋、忘年恋等畸形题材，这在迎合了受众寻求刺激、满足窥私欲这样的不良需求的同时，也容易误导受众对现实产生误读。

由于大众传媒在社会话语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大众传媒报道的倾向性对公众对社会的认识具有固化和强化的作用。“大众传媒所塑造的性别角色极易内化为受众的社会期待，最终影响受众的社会性别认知和行动指南。”^[3]国外曾有学者对体育报道中的女性形象进行解析，发现传媒总是有意强化女性形象的性感化、幼稚化、琐碎化和家庭化的特征，引导受众对女性形象的误读。传媒报道中渲染的女性形象常常是“丰满而性感的身体，迷离而挑逗的眼神，暧昧而诱惑的表情”，充满着从男性欲望出发对女性美扭曲性的界定和塑造。至于通过大众传媒传播的文学作品则充斥着欲望泛滥及下半身写作的现象。人体成了大众娱乐的看台，性欲成了传媒“卖点”的生产线，这种传媒生态环境显然是孳生“张二江模式”的肥沃土壤。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以掌控权力的“贪官”同拥有美色的“情妇”的结合为范本的“张二江”模式的高频率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反腐败报道中“张二江模式”的背后，的确存在着一个不争的事实：部分官员包养情人的现实确实存在而且有的还很严重。《婚姻法》修改起草专家小组负责人之一巫昌祯教授曾作过一项统计，被查处的贪官中95%有情妇，腐败的领导干部中6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中纪委、中央组织部第二巡视组组长、原中纪委常委祁培文2009年7月给东莞领导干部作党纪、政纪、法纪“三纪”教育报告时，多次提醒，干部必须谨防“第一次出轨”，有些领导干部在外包二奶、养情妇，一般也是有经济问题。祁培文说：“公务员工资并不高，而且大家知道你拿多少工资，老婆也会管着这些钱，拿工资去包二奶、养情妇是不可能的，因为维持这种奢靡的生活需要大量的金钱，没钱怎么办？自然就会用手中的权力去搞钱。”“在中纪委查处的大案中，95%以上都有女人的问题。” ^[4] 95%这个数据足以证明“张二江模式”确实存在现实基础，也是为什么官员一出现经济问题，传媒报道就会自然关注其是否存在情人的原因之一。有媒体做过统计，从2002年至2007年间，中央累计查处严重腐败的省部级以上官员16位，这些巨贪的“落马”大多都与色、赌、洗钱三大基本方式有关，九成包养情妇，与地产商“权钱交易”以及“权色交易”最为突出。^[5]极少数领导干部公共伦理沦丧，折射出“不以包养情妇为耻、反以为荣”的观念，这种观念长期潜移默化，会给官场文化带来恶劣影响，也在客观上助长了“张二江模式”的长盛不衰。

拟态环境，也被称为信息环境，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6] 报纸、书刊、杂志、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介发挥着高效、全新的信息传达效果，其营造的信息空间，已经构成了区别于现实生活的“拟态环境”。特别是随着网络的发展，“拟态环境”日益完整、健全与独立，我们的生活在大众媒体铺天盖地的覆盖下，沿着媒体设置的轨迹，习惯和适应着媒体所营造的生活环境。美国著名新闻工作者李普曼较早意识到大众传播媒介营造的这一特殊信息环境。他在《舆论学》中指出：现代报刊等新闻媒体乃是人们接触超越视野以外环境的主要工具，媒体的种种信息成为人们了解外部世界的主要渠道。这样，人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媒体所提示的“拟态环境”。同时，李普曼还指出：“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到一个共同的因素，就是在人与他的环境之间插入了一个拟态环境，他的行为是对拟态环境的反映。”李普曼不但指出了现代社会信息环境替代客观环境的现实，而且指出这种替代的结果除了影响人的认知行为外，也会影响现实环境，使现实环境无形中涂抹上信息化的色彩，也可以说是“拟态环境被环境化”。

不能否认“拟态环境”的积极作用，适度的“拟态环境”能够简化受众对眼花缭乱的现实环境的认知过程，但是传媒的过度操控也有可能出现“拟态环境”的严重变形从而产生误导受众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可能导致受众在观念上形成对官场文化的刻板印象。所谓刻板印象，简单地说，就是人们对某个社会群体或某种性别角色形成的一种概括而固定，有时带有偏见的看法。“刻板印象本身包含了一定的社会真实，所以，它通常成为人们简化认识过程，迅速适应环境的手段。但是，这种固定的、高度概括的方式不但有可能是非常片面的，而且很难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它往往阻碍人们看到新的现实，接收新的观点，结果导致人们对某类群体的成见。”^[7]由于大众传媒在社会话语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大众传媒对刻板印象具有固化和强化的作用。像在“张二江模式”模式中，“拟态环境”的变异就让很多受众对现实的解读变为一种刻板印象：笃信只要是腐败官员就一定有情人，甚至生硬地将官员与情人捆绑到一起，哪怕这个官员根本没有腐败问题，也难逃被猜测其背后有情人的命运。这种刻板印象在某种程度上，为政府同公众之间的沟通人为设置了障碍，也为社会上少数人“仇官”心理的滋长提供了“养料”。

舆论监督是制衡权力，预防腐败的重要力量。但当前媒体监督面临的阻力和压力很大。一方面腐败官员为了不使自己的腐败行径曝光，“防火防盗防记者”，采用种种手段抵制媒体监督。有的地方政府甚至以“盖章”为“路障”，凡是报道本地的负面新闻必须由当地的主管宜传部门盖章才能发表，否则追究媒体责任；另一方面因受到舆论监督而引发的新闻官司越来越多，而且多以媒体败诉为果，大大消解了记者的积极性。舆论监督面临的困境导致了媒体知难而退，转而对落马贪官进行“轰炸式”报道 ，“痛打落水狗”以减轻监督压力，又不用太担心因新闻侵权而被起诉，因此反腐败新闻出现“低俗化揭丑”倾向就不难理解。

但是媒体为这种低俗化的“监督”所付出的媒体乃至政府的公信力随之下降的代价也是不容忽视的。试想，如果媒体的娱乐化、低俗化反腐败新闻过多，无形中会给公众形成一种“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官场形象，这对社会的和谐发展有何益处，对于权力的制约有何价值，舆论监督的建设性又体现在哪里？

“张二江模式”除了影响人们对环境正确的认知，还易激发受众的不良情感和行为，误导部分受众的价值取向，甚至使其滋生 “羡腐”思想，导致一些社会丑恶现象的屡禁不止。

海南某官员“七妻”事件、“三玩市长”包养情妇的新闻出来后，有的媒体就兴奋地似乎一下子抓住了舆论的沸点，绘声绘色地描述这些腐化分子“玩”情妇、“玩”女人的罪行，有的甚至还从细节处加以浓墨重彩，这样的报道不但难以达到深度报道应有的宣传和警示效果，相反一些报道还会让人生出“羡腐”情结来。还有的媒体将一些生活腐化的腐败官员追捧为位高权重的魅力人士，将一些与有黑社会性质团伙勾结的官员，演绎成讲义气重情义的“义士”，这类的反腐败舆论其实是在为腐败文化培植土壤，不但对反腐败宣传本身无益，更会误导接受信息者的价值取向。

受众在“张二江模式”的报道中，所选择的信息并不是反腐败的关键信息，而是那些具备低级情趣的“情人”细节，人们所关心的不是国家和人民的损失和痛恨腐败官员腐败行为的可耻，而是更为关注腐败案件中“情人”的数量、“质量”的攀升并且潜移默化成为某些人的包括一些官员一种心理追求和效法的“样板”。“拟态环境”的变异让受众本身看到了一个不真实的环境，而在这种变异的“拟态环境”中，受众又产生了不良的“拟态情感”。“张二江模式”不但没有起到遏制腐败的作用，反而将腐败中的那种奢侈淫靡放大了给人展示，使得腐败被认为是特权阶层的一种特权,是特权阶层的生存方式，而这种特权渐渐地成为部分人的向往。在人们的正确认知被变异的“拟态环境”影响之后，人们的不良情感被激发，很容易就会出现不良作为，这种不良作为可能是模仿，也可能是“围观”。

一种是自我腐败，渴望“张二江模式”似的生活，本来廉洁的官员，由于有了参照和攀比心理，很多人把性腐败当成是正常现象，甚至觉得是可以引以自豪的事情。

另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是,为了获取某种荣誉或者逃避某种处罚,一些人受腐败风气和传媒报道“张二江模式”的影响,以性贿赂开路,打通各种关系，导致情色腐败的蔓延。

当然，对受众更深层影响主要在精神追求上。主要表现为放弃信仰、漠视正义、缺乏人文关怀、鄙视公平等。信仰危机是社会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反过来,社会腐败又必然加剧社会的信仰危机。当腐败不断渗透到社会当中时,人们就有可能把腐败的“游戏规则”拿来作为一切行为的规则同时也就放弃了人生的信仰。遇到任何事情，寻求的是一种规则外的捷径。一方面把个人的眼前利益放在首位，另一方面又不愿遵循社会契约,这就必然导致社会公共道德的缺失及对他人的利益的践踏。

“张二江模式”把揭露贪腐官员私生活变成公众对涉性情节的集体“围观”，其中就常常包含着对案件关联人人格权的侵犯。尹冬桂的报道是最典型的例子。2003年尹冬桂因涉嫌受贿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早在判决前武汉某报就以《枣阳有个女张二江》进行报道，重点渲染尹冬桂“与多位男子有染，霸占司机长达六年”。2004年在监狱服刑的尹冬桂委托丈夫以侵害名誉权为由将武汉某报告上法庭，4月24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武汉某报侵犯了尹冬桂的人格权利，判令该报赔偿尹冬桂精神抚慰金20万元。参与案件审理的法官认为，媒体报道极少提及刑事案件的审判，更着重于尹冬桂的个人生活问题，严重侵犯了尹冬桂的人格权利，导致其社会评价降低，名誉受损。在此之前，原辽宁省沈阳市中级法院副院长焦玫瑰不甘被媒体称作黑社会头子刘涌“姘头”,继诉辽宁《半岛晨报》胜诉后，2004年7月在狱中又将北京某报诉上法院。重庆雷政富“不雅视频”案件中，涉及一位赵姓女子，网上流传的其照片，其中一位是某模特，另一位是韩国某演员，都与雷政富毫无关系，对她们而言，这种传播就是一种侵权。某女大学生写真照被当做贪腐官员的情妇照片在网上疯传，就同时侵犯其名誉权、肖像权和隐私权。退一步说，即使真正同涉案官员有关的关联人，其个人隐私是否需要和盘托出，也值得探究，按照媒体伦理，通常情况下是不该披露涉案人员的个人信息的，除非是重大合法的公众利益超越了个人的正常隐私权。

反腐新闻中的“张二江模式”，以低俗为“卖点”，迎合了一些低级趣味，却削弱了媒体对腐败行为本身的揭露和报道，对腐败案件的剖析只停留于浮光掠影，缺乏应有的深度和广度，而重点是性丑闻的猎艳涉奇。为了吸引眼球，增强报道的生动性，报道对一些“床第之事”的刻画达到了情景毕现的地步，有些报道甚至不惜编造情节和细节。这些报道并没有让受众感觉到国家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也没有让受众从贪官的斑斑劣迹中受到警示和教育。相反，这样的报道只能让人们感觉到现实生活中官场的物欲横流和官员的道德沦丧，让人们对社会丧失信心，社会对官员腐败深层次问题的关注、反思和抨击被弱化，公众的目光被一些非常低俗的东西所吸引和转移。虽然媒体为此而获得了一定的收益，多赚了些收视（听）率和点击率，然而，社会却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此类报道的负面影响着实不可低估。

对于公众人物的涉及两性关系的报道底线，国外媒体有一些惯例可以参考。英国报刊职业守则特别提到，“公众利益”并不等于“公众兴趣”，仅仅出于好奇而报道是不正当的。日本在涉案报道方面做得比较突出，特别注重保护个人隐私，而不是像“张二江模式”的报道一样，将腐败官员的私生活肆意放大，公之于众。“日本商业广播联盟报道指针”的第三条中，就犯罪报道的人权尊重问题作了规定，即在犯罪报道中，要尊重“无罪推定” 的原则，也要倾听嫌疑人的主张。要避免对采访对象采取单方面的施加社会制裁的报道方式。要充分体谅成为采访对象的人士的痛苦和苦恼，对于事件、事故、灾害的受害者、家族和相关人员要以有节制的姿态与之接触。报道活动虽然要尽量避免报道受害事件的发生，但是因报道而发生的人权侵害事件一旦确立，要立即对受害者采取补救的措施。在日本的新闻媒体上，往往着重于犯罪事实的报道，通常不太会特意关注犯罪嫌疑人的个人隐私。而且根据无罪推定原则，除了一些电影明星、政治家等特定的社会公众人物以外，对普通的犯罪嫌疑人，一般都不会通过正面的照片和图像来暴露其真实面貌，以免影响其今后的社会生活，在电视新闻中大多看到的是戴着头套的人或是打了马赛克的图像。^[8] 这些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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