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式上，“张二江模式”为了增强报道的娱乐性，最常用的招数就是尽其所能多制造兴奋点，产生让受众“眼睛一亮”、“心头一震”的效果。最常用的是渲染数量，像张二江的“108个女人”，蒋艳萍的性贿赂“40多位官员”，还有“创纪录贪官徐其耀‘性上瘾’：养146个情妇”；还有就是渲染腐败分子的特殊的“性癖好”，如对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媒体一度炒作他“对未成年少女有特别兴趣”。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爆料的“某贪官局长：所有情妇规定在16岁以下”、某贪官“上班前喝人奶一杯”；还有用段子、顺口溜的，如同样是张二江，有的报道就用张二江“抱着姑娘娃，忘了孩子妈；老牛啃嫩草，到处采野花。”；再还有就是用火辣刺激的标题的，如蒋艳萍《女巨贪为缓刑 色相引诱看守所副所长落水求欢》，还有写尚军的，《她靠下半身就当上副厅长》；还有就是用腐败官员的一些他们自己总结的“经典语录”，如张二江的“皇帝还有三宫六院，我有几个相好算什么？”，蒋艳萍的“男人玩女人可以不讲档次，女人玩男人就不能不讲档次。在男人当权的社会，只有懂得充分开发利用男人价值的女人，才能算是真正高明的女人。”；再就是用一些夸张的细节来形成“卖点”，如2002年2月1日北京某报刊登了《聚焦“五毒”贪官张二江：案卷高2米 情妇107个》，“办案人员感到案情重大，遂对张二江情妇姚某住宅进行24小时监控，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高峰时有100多名工作人员进驻天门，整理出的案卷有两米多高，共82卷，连市纪委新买的复印机都‘累’坏了。”无论事实如何，这样的报道，写作手法明显有夸张的痕迹。

耗散结构理论认为，偏好价值可以产生优势价值，引发优势发展，可以引发系统内部的涨落。因为系统内部诸要素并不是绝对均匀、独立和对称的，它们之间的差异产生相互干扰，从而导致对宏观结构的一定的偏离。当然，优势价值的作用有正反之分，而导致反腐败公共舆论价值变异的媒介偏好是一种反向偏好，形成一种反向的价值取向。在“张二江模式”中传媒偏离表现为媒介关注的是腐败官员有多少“情人”，官员的私生活的糜烂程度。正是媒介舆论的这种反向偏好，使得这种偏离正确方向的价值成为优势价值，从而优先发展起来，最终导致公共舆论的价值发生变异。因此，每当传媒报道一个腐败分子时，公众也跟着媒介的思维定势，最为关注的是腐败案件内中的情色腐败内容。

在激烈的新闻竞争中，对落马高官色情腐败的揭露往往具有刺激受众窥私欲的娱乐价值因素，在有些媒体看来，这是一个吸引受众眼球，提高点击率、收视率、发行量的大好机会, 在娱乐性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就出现了媒体放弃社会责任，不惜违背新闻真实性原则，“俯身” 迎合低级趣味，以“性”为噱头，煽情炒作，合理想象，尽可能把反腐败新闻乃至一般社会丑闻中的“性词语”放大，媒体的舆论监督变成了媒体在“窥私”动机下的猎艳猎奇。从而把媒介强大的“社会教化者”传播功能演化为“窥探“别人隐私，传播别人私生活的飞短流长的“长舌妇”功能，尽管还打着反腐败的幌子。反腐败公共舆论的主导价值严重弱化，主要的甚至惟一的功能便是展示低俗化的娱乐。

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市场的繁荣，也刺激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流行。法国著名消费主义思想家波德里亚曾经分析过“物”的性质在消费时代发生的变化，提出作为消费对象的“物”被赋予了超出其物质属性之外的意义。它不仅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的必需而被消费，还作为一种符号同人们的各种认同联系在一起，它在作为一种满足各种欲望的刺激物的同时，又超出了刺激物的功能，为人们的地位、身份、品位以及与此相关的群体、亚群体提供证明^[1]。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在伦理上把对欲望、财富和快乐的无节制的、非理性的追求，看成是合理的、正当的，甚至是人生目的本身。它对民众的巨大影响就是如波德里亚所说：“关于消费的一切意识形态都想让我们相信，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纪元，一场规定性的人文‘革命’把痛苦而英雄的生产年代与舒适的消费年代划分开来了，这个年代终于能够正视人及其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