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沿袭多年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更名为“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意味着今后改革将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加强系统设计、顶层设计和总体设计。

在现实层面，诸多新情况都让民众对法治有了更深的寄望：努力做到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所指出的那样，决不能让制度成为纸老虎/稻草人。反腐风暴席卷全国，一批“苍蝇”、“老虎”纷纷被拿下，体现了中央致力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反腐制度的改革悄然进行，机构的“条块化”正面临调整，纪检、监察与检察机关等反腐力量之间的合力逐步形成，反腐的法治化、程序化正逐渐增强；2014年1月底，施行50年的劳动教养制度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废止。在废止之后，对正在被依法执行劳教的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剩余期限不再执行；在社会广泛关注的信访领域，也推出了系列改革措施，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将信访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使之成为联系群众的窗口和桥梁。

上述种种，都让我们对2014年充满了期待。

三然而，机遇与挑战并存，理想与现实齐肩。在通往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改革路上，会遭遇各种的困难甚至曲折。

改革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从根本上说，法律之治是规则之治，是“将权力关进笼子”的力量，是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保障，是减少个人任意、增强可预见性的制度建设。但是，在现实的情境下，权力之虎患并不鲜见、未能认真对待权利的情况时常发生、旧体制下生成的利益关系以及懒于改变的惯性、惰性力量都不容小觑。如此状况，是改革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难题。为此，就必须要在司法系统内外进一步解放思想，既要防止不分析客观情况、罔顾司法规律的冒进，更要防止以漂亮的口号、保守的面目来达到拖延甚至抵制改革的目的。要解决上述问题，仅凭借司法机关自身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去面对；要切实贯彻全会精神，从思想理念和制度保障两方面确保宪法原则的落实，“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改革必须凝聚各方的共识。法律改革不是法律人的自娱自乐或自给自足，是关乎国家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许有人会说，在多元化的转型社会中，理念上的求同太难。但我认为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仍可以找到把握的原则：一方面是维护宪法规定的秩序，使宪法的规定成为共识之源；另一方面就是尊重司法本身的规律，使人们以“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公平正义。正如孟建柱同志指出的那样，“要体现权责统一、权力制约、公开公正、尊重程序、高效权威的要求”。为了赢取改革共识，首先应当增加司法的透明度。2013年末以来，最高法院公布包括《关于切实践行司法为民大力加强公正司法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上网公布暂行办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推进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的若干意见》等系列文件，重申“以公开促公正”，以信息化建设为突破口，深化司法公开，推进司法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提升司法的公信力。

为取得改革共识，还应在遵循司法规律的前提下，着力改革影响实现“公平正义”的制度和环节。例如，为回应“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对执法办案全程、统一、实时、动态管理监督。这些措施，都有利于争取人民群众以及系统外部的理解和支持。

与此同时，推进改革也应充分调动系统内部的改革热情。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完美的改革方案、精良的法律规定都需要具体的人来实施，所以建立一支能够秉承职业良知、敢于担当责任、善于定纷止争的职业队伍至关重要。为此，就需要认真研究能够吸引并且稳定司法队伍的具体措施，需要通过制度化建设来实现和提升职业尊荣感。

改革应当注意统筹协调各方的关系。此轮改革可谓涵摄甚广、内容丰富，所释放的制度空间前所未有，不仅触及工作机制之改变，更有体制深层之革新；不仅着眼于司法机关内部，还牵涉与其它部门的协调。为了使各项改革任务落到实处，有必要将具体内容细化分解，并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第一，协调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算起，我国的法律改革已经历了十几二十年的探索。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模式，虽然为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贵的实践性基础，但也使一些改革措施局限于地方的个案经验，难以提炼成为普遍发展的制度，常常出现“因人而异”、“因事而变”的状况，改革成果往往难以保持。此轮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顶层设计、总体设计、系统设计加强，一些改革措施（例如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更是旨在去除司法的地方化。在此情况下，必须从树立司法权威、优化司法权运行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在司法领域内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在改革过程中，必须强化总体部署，避免地方为求政绩遍地开花、零敲碎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