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2日： 《真实，不能触碰的新闻底线》

2、2月23日： 《反客里空运动——党的新闻事业史上首次反对虚假报道》

3、2月24日：《新闻工作“进京赶考”》

4、2月25日： 《开国通讯报道是怎样写成的》

5、2月26日： 《写人所不写，写人所不能写》

6、3月3日： 《我为什么讲传统谈新闻》

　　7、3月8日：《再向女新闻工作者问声好》

　　8、 3月12日： 《新起点 新期待》

　　9、 3月21日：《新闻一线的宣誓》

　　10、3月28日：《构筑起四道防线》

　　11、4月4日：《用良心守望社会》

12、 4月11日：党的新闻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我们常讲，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是报纸上两种主要的文字体裁，新闻报道是主体、是基础，而新闻评论则是旗帜、是灵魂，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工作、引导舆论的重要手段，是党报直接影响社会舆论的最权威的一种新闻文体。新闻评论包括社论、评论员文章等重要评论形式，也包括编者按语、短评、专栏评论、述评以及杂文随笔，后者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广义的言论。

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现代化建设中，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各级党报，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时间段，其社论、评论员文章等重要言论都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特别是《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其重要评论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也正因为此，在办报实践中，《人民日报》的历任领导都十分重视评论工作，注重发挥重要评论的舆论引导作用，可以说，做到了始终高举党报评论的旗帜。

《人民日报》六十多年，社长、总编辑已有二十多位，这里仅就邓拓同志担任总编辑时参与组织撰写重要社论或评论的一些事例，来感受老一辈新闻工作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政治担当和业务素养，希望能对今天的工作有所启迪、有所借鉴。

1949年8月1日，《人民日报》正式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当时，中央调邓拓同志从北平市委到报社担任副社长兼总编辑，社长是我国著名报人范长江同志。那时，范长江主管对外联系，邓拓总揽编辑工作。

时逢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正处在历史的大转折中。新中国成立了，但战争并没有结束，我百万大军正向中南、西南、西北进军；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的群众运动，席卷全国；大多数新解放的城市，百废待举。加上美帝国主义公然入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严重威胁着新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保家卫国，进行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面对如此波澜壮阔而又错综复杂的局面，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任务十分艰巨。当时《人民日报》才发行8万多份，通讯员不过200人，平均每天收到的读者来信只有42封。那时，《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包括工厂工人在内，总共只有366人，编辑部连同图书资料人员在内共112人。人少工作多，困难确实很大，但在邓拓以身作则的带动下，大家意气风发，都有一股拼命精神。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报纸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报纸的发行量虽然由于纸张困难被严格限制，每年还是迅猛增长。据统计，1949年底，总发行量为9万份，1952年就增加到48万份，1953年又增加到55万份。

建国之初，各条战线工作都异常紧张。为了建设新社会，必须清理旧基地。短短3年之内，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上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并将其改造成为公有制的国营企业，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稳定了物价，完成了新解放区土地制度的改革，镇压了反革命，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造。在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的同时，进行了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共中央机关报和苏共中央机关报同志在专机前合影

　　所有这些工作，都需要报纸做好舆论引导、宣传解释，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指导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都必须通过党报向人民群众宣传；对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也要用实事求是的观点和方法进行反映和总结。因此，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同志特别重视人民日报的评论、尤其是社论的写作。他鲜明地指出：“社论是表明报纸观点的旗帜，报纸必须有社论，才具有完全的政治价值。”当时，人民日报的评论工作比较薄弱。1949年，报纸发表的社论每月平均不到8篇。邓拓到《人民日报》后，把评论工作作为重点来抓。他不仅自己亲自动手撰写重要社论，而且提倡编辑部大家动手写社论。起初，有些同志觉得社论高不可攀，他鼓劲说：“不要把写社论看得那么严重，人都是被逼出来的！”编辑记者写了社论，他都精心帮助修改。社论送审后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称赞，邓拓就在编辑记者中广为传播，鼓励大家说：“报纸的社论和评论，是每个编辑、记者都应当掌握的战斗的文字体裁。大家都要动手写评论。”从此，报上的言论多起来了。到1952年，全年仅社论就发表了208篇，其中邓拓自己就写了19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