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雷福斯案件是法国历史上的著名冤案，在法国可谓家喻户晓，其知名的程度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在我国的知名程度相当。这两起案件都发生在19世纪：杨乃武案件发生在1873年（同治11年），结案于1875年（光绪元年）；德雷福斯案件发生在1894年，晚于杨乃武案件20余年。同为错案，两者平反的过程都非同凡响、富有戏剧性，德雷福斯案件更为复杂和艰难，激起社会冲突的广度和深度，也非杨乃武案件可比。事实上，德雷福斯案件也是世界上数得着的著名冤案。20世纪初的一段时间内，德雷福斯几乎成为继拿破仑死后最出名的人。

 

    德雷福斯案及其成因

 

    德雷福斯(1859—1935年)出生于法国阿尔萨斯省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1892年从军事学校毕业后，他成为见习上尉军官，到法国陆军参谋部任职。

 

    自普法战争以来，法国情报部门加强了对德情报工作，法国总参谋部成立了一个反间谍机构，即战略情报部，从属于总参谋部第二处，第二处又从属于国防部。1894年9月，在德国驻巴黎使馆，德国武官施瓦茨·考本将一封匿名信丢到纸篓里，他的这一坏习惯方便了法国情报部门收集情报。为他打扫房间的女佣人巴斯蒂安夫人——一位巴伐利亚妇女——是法国安插在德国使馆中的间谍。她将这封信辗转交到法国陆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反间谍处。信的内容是有关法国炮兵及其他情况的秘密军事情报，这些情报显然是从法军参谋部泄露出去的。1894年10月15日，德雷福斯因被怀疑为出卖国家军事机密，而被逮捕。军事法庭在12月才秘密开庭审讯。到场的除法官外，只有被告德雷福斯及其辩护律师，警察署长和陆军部队的观察员皮卡尔少校等四人。在法庭上，德雷福斯提出充分理由为自己辩护，证明他对信上的情报毫不知情，根本没有条件作案。辩护律师也列举大量根据，来证明德雷福斯无罪。法官看到没有什么结果，便宣布休庭，来日再审。１２月，德雷福斯被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终身监禁，流放到法属圭亚那沿岸的“魔鬼岛”上服刑。

 

    这起冤案的成因有如下数端：

 

    一是反犹主义。一百多年过去了，这起案件不断被人提起，如今人们相信，这个案件中弥漫着的反犹主义起到了铸成冤案的作用，保皇主义者、教权主义者以及民族沙文主义者参加的反犹太运动为德雷福斯冤案提供了背景。对于欧洲历史上可耻的反犹主义，高尔基曾经说过：“当然我晓得一切种族的人民都不断地互施以丑恶的手段，发挥他们的才智来展现每一种难以想象的卑劣，但在这类全部的敌意之中，反犹太主义是最令人厌恶的。”他进一步指出：“我曾从头到尾用心地读过许多论证反犹太主义的书籍。读这种书是艰难的，甚至是厌恶的，这种书的写作怀有一种确为丑恶而不道德的计划：污蔑一个国家，一个整个的国家。这的确是一件太难的工作！仔细读那些书，我能发现就只有：一种道德的漠视，一种愤怒的叫啸，一种野兽的吼声，一种怀恨的嫉妒的磨牙切齿。若把这些一起装备起来，也就难免叫人认为，斯拉夫人、芬兰人以及其他各国的人民，都同样是堕落得不可救药了。”

 

    麦可尔·博恩斯著有《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一书，经郑约宜翻译后，中译本由江苏教育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这本书探讨的就是德雷福斯案所处的反犹主义背景。当时，连著名作家阿尔方斯·都德的26岁的儿子都是反犹主义者，在最初谈起德雷福斯案件时竟说：“在他那个种族里，人们是不知道什么叫耻辱的……”

 

    法国陆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反间谍处处长桑德尔上校早对犹太人德雷福斯有成见，早在德雷福斯刚进总参谋部时，就曾正式表示抗议，认为让一个犹太人进入总参谋部，无疑是在危害国家的安全。现在，果然不出他的所料，于是武断地认为德雷福斯就是泄密之人。很快，桑德尔就把这件事报告给陆军部长。部长正为普法战争中自己惨败而恼火，当即下令，以间谍罪和叛国罪逮捕德雷福斯。当时，德雷福斯是总参谋部唯一一个犹太人，“总参谋部的人都读《自由言论》。在《自由言论》上，每天都有这样一类的话：‘在犹太人当中’，人们知道谁是靠剥削借债的军官发财的高利贷者，谁是从士兵嘴里捞大钱的商人，谁是出卖国防机密的无耻间谍”。整天浸淫在这种反犹主义宣传里的人，骨子里不能不深埋下反犹主义的种子。这就是德雷福斯案件的时代和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