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兹承认，锋利确实是好刀子的内在品质，但刀子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同样，法治也是如此。法律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虽然法治拥有值得我们珍视的内在品质，但它在道德上是中立的。是善还是恶，取决于法治所服务的目标。因此，法治不具有任何道德价值。

 

    法治并不具有任何道德价值的论述，似乎与我们的道德直觉相冲突。在我看来，法治不仅具有工具性的价值，还具有一定程度的道德价值。理由在于，法治可以有效促进“尊重自治”与“互惠”的“人类善”（human good）。

 

    首先，法治具有促进自治的道德价值。

 

    法治要求，法律能够有效指引人类行为。要实现这个目标，法律就必须具备可预见性。而可预见性，使得个人能够在规则的框架下，自主组织与安排事务。因此，在这一框架之内，个人可以选择目标、形成计划、做出承诺，促进自己成为自我指引的、有尊严和负责任的理性主体。

 

    用富勒的话说，内涵于法治的观点是，“要开展使人的行为服从于规则之治的事业，必然需要信奉这样一种观念，即：人是（或者能够变成）一个负责的理性行动主体，能够理解和遵循规则，并能对自己的过错负责”。当政府尊重法治，官员就是把民众当作负责的、理性的行动者来对待。因此，法律满足“八项法治原则”的过程，就是在促进个人自治的过程，而尊重自治，恰恰是当代社会一项非常宝贵的道德价值。

 

    其次，法治具有促进互惠的道德价值。

 

    在富勒看来，如果“八项法治原则”当中的任何一个原则全面失败，就会导致一个糟糕的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甚至不能被恰当地称之为法律体系。因为，人们的行为依赖于法律规定的指引，依赖于先前知道政府对国民的期待。如果这种期待不具有一般性，或者未颁布，或者自相矛盾，甚至不可实现，那么人们就会不满。如果法律的制定与法律的实施中存在频繁的落差，人们也难以形成可靠而稳定的预期，不满就会愈加强烈。根据富勒的看法，这种“不满”的背后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理应存在的“互惠”缺失。

 

    富勒认为，“社会是由一条无所不在的互惠关系纽带绑在一起的”，即社会关系中包含的义务，依赖于那些关系的互惠性。在具体的互惠关系当中，个人能够对这个关系中的其他人的行为进行有效预期。正是这些预期，形成了个体之间的义务基础。

 

    总而言之，如果法律达到了法治的要求，民众才有义务去遵守它，而民众遵守法律时，官员也会以某种方式限制自身行为，即政府与公民之间在遵循规则方面，存在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政府实际上是向公民保障：“这些是我们期待你遵守的规则。如果你遵守它们，我们就会保证，它们将会是适用于你们的规则。”当政府官员违背法治要求，民众也就自然不再有义务去遵守法律。

 

    当考虑法治所可能服务的目标（可能为善也可能为恶）时，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互惠”的道德价值真的存在吗？最典型的一种质疑是：法治并不能限制法律所服务的目的，因此它根本不内含任何道德价值。

 

    拉兹曾以邪恶的政权纳粹为例来阐释其观点：纳粹实行了法治，而且能尊重法治，但纳粹的法律是在服务于邪恶的目标。换句话说，法治与服务于邪恶的目标之间可以兼容，而非互相排斥。他说：“一种植根于否定人权、普遍贫穷、种族隔离、性别歧视以及宗教迫害的非民主性法律体系，总体上可能比任何更为开明的西方民主法治体系更符合法治的要求。”

 

    此外，他还以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作为例进行论证。南非实行种族隔离，是通过一种法治的方式来进行的。换句话说，一个实行法治的体制，在追求一个不平等的目标。在这一不道德目标的指引下，即便实行法治，结果也不会为善。相反，这种情形下，远离法治才是真正具有道德价值的选择。

 

    从上面的论述看来，“互惠”的道德价值似乎名存实亡，法治所具有的道德价值也遭遇了严峻挑战。但是，法治只具有工具价值的论断，依旧是武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