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要法治而不是人治”。然而，当把法律置于动态的政治现实中，我们不难发现，法律终究是“人法”，它由人制定，由人实施。那么在这里，“法治”究竟是什么意思？

 

    想象这样两幅图景。第一幅图景是，在政治生活当中，人们要服从一个人或一群人的统治，在这一统治中心变幻莫测的意志与偏好之下，人们进行活动。第二幅图景是，每个人都接受统治，但统治的来源不是一个人或特定的群体，而是一系列大家共享的规则——法律。

 

    受制于一个人或一群人的统治，本质上就是“人治”。只有在政治生活中的所有人都接受法律的统治，才是“法治”。实行法治，才有可能减少或避免遭到某个最高意志的恣意摆布。

 

    因此，“要法治而不是人治”的意思并不是说，在法律治理之下，不需要人的参与。相反，涉及法律制定和实施的每一个环节和每一项活动，都需要人的参与。它的真实意思是，所有人都应接受法律而非任何其他意志的统治。

 

    若要评价法律，就需要一系列的评价标准。法治理论家将最根本的出发点确定为，法律应当有可能被遵守，否则，法律就无法要求所有人接受它的统治。虽然一些批评者认为，美国法理学家富勒（Lon L. Fuller）的法治学说并不完整，但是理论界依然公认他的“八项法治原则”抓住了法治的“本质”。

 

    具体而言，富勒的“八项法治原则”包括：第一，一般性。为了使人类行为服从规则的控制，必须有规则存在。第二，颁布。要想让法律提供行为指引，公众就必须可能知晓，因此需要公之于众。第三，不得溯及既往。否则，法律不但难以指引行动，而且会破坏活动的可预期性。第四，清晰性。只有人们能够识别法律的规定，法律才有可能发挥出指引人类行为的作用。第五，不得自相矛盾。矛盾将导致人们无所适从。第六，不得要求人们做不可能之事。超出人们能力的规定，不可能产生作用。第七，在时间之流中保持相对连续性。第八，官方行动与公布的规则之间的一致性。

 

    这“八项法治原则”，是法律制定的“必要条件”。富勒认为，法律是“服从规则之治的事业”，当法律制定者尊重法治的八项原则，法律才有可能影响人们的实践推理（the practical reasoning）。人们会将法律的要求，纳入其考虑范围，有意识地选择并决定如何行动。人们还可以由此预测，法官将如何解释法律和适用法律，从而对不同行为的后果形成一个有效的预期。当法治的要求得到实现时，人们的合理期待才不会落空。这些预期使得人们相信法律。由此，法律才真正为人们提供行动理由。

 

    富勒的“八项法治原则”，是法律的制定实施达到法治要求所必须具备的特征。那么，我们接下来需要追问：为了让法律能够有效地指引人的行动，为什么符合这八项要求的法律，就是值得人们追求的？换句话说，法治具有怎样的价值？

 

    在富勒看来，法治的八项原则是法律实现“指引人类行为”这个功能所必需的，而且，越能够满足八项法治原则的法律，就是越好的法律。他声称，这是“法律的内在道德”（the inner morality of law）。换句话说，法治具有一种内在的道德价值。但他的看法遭到了猛烈批评。

 

    在代表性的批评者约瑟夫·拉兹看来，法治仅具有“消极价值”。它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除非避免恶，服从法律并不会推进善。其二，法律所要避免的“恶”，正是法律自身产生的恶。例如，法律会不稳定，会溯及既往等，而这些是法律自身产生的恶。法治的要求能有效减少这些恶。可即便如此，也并不意味着，法治本身具有任何道德价值。

 

    为了进一步解释这一观点，约瑟夫·拉兹举了“锋利与刀”的例子。他说，刀子之所以被制造出来，目的是用来切割。为了有效切割，刀子就必须锋利。也就是说，为了实现“有效切割”这个目标，“锋利”就是“刀子”在功能上所必需的。因此，我们才可以说，锋利的刀子是好刀子，并且越锋利的刀子就是越好的刀子。同理，越满足“法治八项原则”的法律，就是越好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