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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正群：从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使到一种新型国家治理能力的形成
赵正群：从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使到一种新型国家治理能力的形成 2014年04月08日 10:48:00 来源：中国新闻法治建设学术峰会组委会
针对“网络表达VS依法治理”这一议题，我发言的主题是“从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使到一种新型国家治理能力的形成”。我认为，网络表达自由和对网络依法监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主要表现为对立和冲突的关系，实际上也是一种相辅相成的，相互支撑和支持的关系。
本次高峰论坛上的四个单元，是由四组相互对应或对立的基本范畴组成的。命题当中“VS”这个缩写，它的基本含义是对立和对抗，我非常欣赏我们峰会推动“VS”这个词的运用，来突出在峰会上讨论，鼓励大家思想交锋，思想交流这样一种研讨的风气。但是具体到这个单元讨论上，比如现在我们这个单元讨论“网络表达VS依法治理”，这个问题大家自然就感到网络表达实际上是网络表达自由，后面对应的是依法治理，是对网络自由的监管或者是治理，是不是给这样一种含义，所以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我想强调网络表达自由和对网络依法监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主要表现为对立和冲突的关系，实际上也是一种相辅相成的，相互支撑和支持的关系。
比如我们国家有5亿多网民，他们的网络表达权是源于《宪法》上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在为贯彻落实《宪法》规定的国家尊重与保护人权原则，而制定的两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还应该提一下我们国家外宣工作组还有一组非常重要的文件，就是从1991年以来到去年，我们以国务院新闻办的名义发布了10部中国人权发展状况的白皮书，在这些重要的国家文件当中，都突出规划总结了对公民知情、参与、表达、监督权的保障。公民知情、参与、表达、监督权这个关于公民政治权利的新提法、新定义，源于十六届七中全会文件，后来又被写入十七大政治报告，十八大文件继续沿用。
党的理论界曾有人，比较有威信的理论家曾经把这四权概括为新四权，这四权是不是都是新的权利，还有讨论的空间和余地。党内理论界对四权有这样的高度重视的概括，公民对这新四权的行使和保障，它与新闻媒体的支持和宣传报道紧密相联合。
以我本人和我们南开大学法学院信息法研究中心一直比较关注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治建设为例，无论是政府信息发布，比如每年各级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还是个人和组织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多次通过网络表达的形式和网络发布的形式来实现的。通过网络上的政府信息发布和公众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已经形成了难得的官民舆论良性互动的局面。所以我提供给本次峰会的论文的标题就是“新闻报道推进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实践与相关基本人权生长”这样一篇论文，就是对这一官民良性互动正能量的调研。
自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也就是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中就明确地提出了“要提高党政领导机关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说这样一个论断，它已经为中国政府信息公开法治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到2007年，上一届国务院就制订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个《条例》于2008年5月实施以来，政府信息公开的主要价值，那个时候我们参与这项立法，参与政府信息公开的实践，我们当时的价值追求是主要表现在，我概括为是保权和控权的价值和功能。
“保权”就是通过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这样一种新形的现代治理制度来体现对公民知情、参与、表达、监督这样一种公民政治权利的保护，另外它同时也是对滥用公权利行为的一种有利监控，包括信息公开制度在反腐倡廉当中的突出作用，就是我们当年在研究建设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时候，我们对它的价值观是偏重保权和控权这方面价值的认识。
但是到了2013年，往前再说一点就是自从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特别是去年开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三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决定》当中，党中央已经对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又赋予了一种新的价值和功能。是什么价值和功能呢？就是提升国家现代治理体系和现代治理能力的价值和功能。这个《深化改革的决定》至少在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权利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这8个部分当中，至少有13处专门讲到了信息公开法治建设和其他多种透明制度的建设。所以从这个指导性文件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重视信息公开和公开透明制度建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个特色，已经成为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国家现代化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所以我一直不太赞成一种时常把网络表达自由和对网络的依法监管治理对立起来的思维、思路和观点，所以我就想通过对保障网络、表达自由和通过网络监督来提升和增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的一致性与和谐性的简要阐述，来强调政府信息公开和网络舆论监督的正面的价值和作用，以此推动对网络表达自由与依法治理关系和问题的深入研究。
媒体公信
责任编辑：杨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