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和政法部门是亲家，不是冤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1月14日在广州与19位新闻媒体老总、资深媒体人座谈时用“亲家”来一词形容媒体与政法部门的关系。1月16日下午，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中国新闻法治建设学术峰会上，与会的法律界、媒体界人士近200人，峰会主题是“新闻法治·媒体责任”，然而大家讨论最多的恰恰是媒体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如何建立“亲家”的关系。

    媒体要立规矩、讲道德

    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党组书记翟惠生在开幕式致辞中讲，新闻工作者要把规矩、道德挺在前面，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建立全国道德委员会，就是倡导、引导新闻工作者如何建立内心的道德法治，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讲好新闻道德要做到三条：讲历史，把道德法治建设的来龙去脉说清楚；讲文化，道德是心中的法律，要把心中的法律清楚；讲科学，要把道德法治用通俗的语言、用老百姓听得懂、记得住的语言去传播。

    中国行为法学会规范制定行为研究会会长吴高盛认为，当下媒体最重要的责任是行使好舆论监督，最大的责任是负责任地进行监督。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兴起，更要求大众媒体负责任地进行监督。大众传播是有组织地进行言论传播，言论必须符合社会公认的道德底线，如果违反了道德，首先媒体要进行自我反省和谴责。媒体的传播有纪律责任，一个媒体制定的规章制度约束本单位的传播行为，如果触犯，会受到处分。媒体最大的责任是法律责任，包括行政的、刑事的和民事的。媒体要讲好故事，保障好自己的权利，履行好监督职责。

    司法机关要强化与媒体沟通

    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编委汤计指出，在我国诚信体系尚未建成、腐败现象还在发生的当下，只有强化监督，才能推动个案的公平公正。司法人员尽管都懂法，但未必都能忠诚于法，所以要强调对他们的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是绝对权力，势必导致腐败。推动阳光司法、实现司法公正尤其重要。建设法治中国首先要防止冤假错案，像呼格案、张氏叔侄案、云南钱仁凤案，都不是领导干预造成的冤假错案，都是司法机关自己办的。这说明司法机关需要监督。心术不正、思想偏激、作风飘浮的记者做不好监督，一个好记者首先是一个好人。新闻工作者要有三个清醒的认识：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符合中国国情，是维护中国稳定的基础；二是体制内媒体和市场化媒体都是党领导下的新闻单位，司法机关也是党领导下的机关单位，二者情同手足；三是新闻报道的终极目的是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不是娱乐大众的工具。认清了这三点，就会成熟地、理性地发挥媒体的监督权利。正确的监督不可能变成舆论审判，媒体没有审判权，何来媒体审判？顶多是过过嘴瘾，司法机关应当容忍媒体过嘴瘾，有自己的定力。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公诉一处副处长赵鹏认为，媒体要传播好现代司法理念，讲好故事，进行深入地报道。既不是豆腐块样的简短报道，也不是娱乐猎奇样的报道。媒体的报道可以关心办案机制，倒逼司法改革。媒体在程序上报道案件，不会对办案产生影响，但是媒体评论式的报道，说不产生影响是不可能的，因为司法人员也是人，有着感情，不是生活在真空中。

    人民日报社法律展曙光律师指出，为什么媒体报道法治新闻会失范，是因为法律与媒体之间存在剪刀差。司法机关不愿多说，也不熟悉媒体的运作，认为媒体不专业、娱乐化。两者需要加强交流，司法机关做到信息公开，主动去接近媒体，法律人可以开设自媒体，传播法律知识，营造法律氛围，也有利于与媒体的沟通。作为律师在法庭上讲证据、讲事实，对媒体则是讲故事。法律人要学会表达，对媒体的表达与法庭上的表达是不同的。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教授印波认为，法律与媒体不同的是，法律要防控风险，媒体却关心影响力。媒体承担真实报道的义务，但并不是所有真实的东西都能报道，还要合乎法律。

    操作细节需要注意的问题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副部长何苏六认为，媒体与司法机关要形成双轮驱动的态势，各有各的空间和体系，互不能替代。法治节目被娱乐化、商业化，出现了许多不专业情形。要求媒体在报道法治新闻之前，首先要把法律思维、法律语言输入自己的大脑，才能讲好法治故事，推动法治进步。

    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姚泽金认为，在灾难事故、犯罪新闻报道中，媒体要避免对受害人造成二次伤害，最好的办法是尽量减少可能造成伤害的细致描述，尽量减少这些内容的过度渲染。

    最高人民检察院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董坤认为，倡导司法公开并不是要求侦查公开，侦查过程中案件信息是不公开的，而且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等四类案件也是不公开的，这些都有法律规定，媒体依照法律规定报道，就能把握公开与不公开的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