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中国人民知道，真正的胜利，要让战犯在法庭上低头。当中国政府决定组建阵容强大的“东京审判中国代表团”时，鄂森的名字赫然在列——他精通英美法系，熟悉国际规则，更能用铁证戳穿日本战犯的诡辩。

出发前，他在日记中写下：“若不能让头号战犯伏法，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愿以东海为证，此生不负家国。”

1946年初春，他带着满腔家国情怀，踏上了前往东京的航程。然而，审判的艰难远超预期。日本辩护律师团以“管辖权异议”“证据不足”为由，试图为战犯开脱；更棘手的是，许多关键证据已被销毁——南京大屠杀的影像被烧，细菌战的实验记录被埋，连幸存者的证词都因恐惧而不敢轻易出口。

鄂森知道，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他带领团队奔走于上海、南京、苏州之间：在南京的破庙里找到尚德义老人，听他颤抖着讲述“万人坑”的惨状；在苏州的老茶馆里寻到伍长德师傅，让他指认当年日军刺刀上的编号；甚至通过教会关系，说服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交出珍藏的南京大屠杀手术记录——这些泛黄的纸页上，浸着受害者的鲜血，也刻着战犯的罪证。

他带着半箱民间血证抵东京——那是历时三个月踏遍曾经的沦陷区搜集的“炮弹”：南京万人坑旁的染血碎玉、哈尔滨731部队围墙外的孩童棉鞋、上海慰安所地窖里的铜铃……最珍贵的是一本美籍医生威尔逊的染血手术记录，记载着南京大屠杀期间截肢手术数量。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槌声如惊雷炸响。开庭首日，日本辩护律师便抛出“日本没有发动侵略战争”的荒谬论点。鄂森霍然起身，手中的卷宗重重落下：“请问辩护人，南京城三十万冤魂的哭嚎，算不算侵略？731部队用活人做实验的暴行，算不算反人类？”正义的声音砸碎了所有诡辩的伪装。

在对海军少将丹下薰二的质询中，对方试图以“执行上级命令”为由脱罪。鄂森展开一沓密电：“这是1937年12月1日的《华中方面军作战命令》，明确写着‘南京城内所有抵抗者格杀勿论’。请问，是上级命令大，还是人类的良知大？”丹下薰二脸色惨白，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鄂森最擅于让证据说话。”倪征燠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总能找到撬开铁嘴的那道缝隙。”

1948年11月12日，当审判持续到818次开庭时，绞刑架上终于垂下七根绳索，法官宣布“东条英机等七名甲级战犯绞刑”的判决。这场审判，不仅让28名甲级战犯受到应有的惩罚，更用法律的武器，在人类文明史上刻下了永恒印记。

浊世清流

永不倾斜的正义天平

上海滩的律师圈流传着“鄂森三不接”：汉奸案不接，鸦片案不接，欺压劳工案不接。

抗战胜利后不久，交通银行经理唐明寿之子跪在鄂宅门前——其父因充当日军经济汉奸受审。

“世伯救命！”青年捧着十根金条长跪不起，“家父说只有您能救他！”鄂森闭门不见，声音穿门而出：“他帮日本人吸同胞血时，可想过今天？”

这种风骨源自鄂森父亲鄂锦波的言传身教。1931年江淮大水，鄂家父子开仓赈灾。鄂森在上海奔走募捐，当满载面粉、药品的船队抵达鄂家码头时，乡民们惊见这位西装革履的大律师满身煤灰站在船头——他亲自押运三天三夜未眠。

“万民伞，快看万民伞！”当乡亲们将六柄写满名字的伞赠给鄂家时，鄂森对父亲低语：“这比斯坦福的文凭更珍贵。”此刻他或许想起，当年在租界法庭为工人辩护时，旁听席苦力们集体起立的场景——那是他心中真正的“正义天平”。

东吴师魂

烽火中的法学灯塔

鄂森为重建东吴法学院做出了巨大贡献。1942年，因为抗战的影响，东吴大学法学院部分师生不得不内迁重庆，和沪江大学、之江大学组成联合法商工学院，另一部分两百多名学生则滞留上海。作为校友的鄂森不忍看到学生流离失所，决定重新组织开课，以南阳路爱国女子中学为校园，采用原英文名称“中国比较法学院”作为学校中文名。

有人回忆这段历史，感叹道：“幸鄂吕弓博士登高一呼，群山响应，热心教育者无不踊跃输将，经济之基础因固，种种困难迎刃而解。”在鄂森等人的艰苦努力下，东吴法律学院的法律、会计两系学生达三百余人，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重庆的东吴大学迁回上海，与中国比较法学院合并，鄂森担任东吴大学的教务长，教授比较刑法、证据法、国际私法。

鄂森在法庭上义正辞严，据理力争，在课堂上却为人师表，宽厚对人。东吴法学院的很多学生对鄂森印象深刻。他随身携带支票簿，学生凡有经济困难找他的，他常常当即解囊相助。

在学术方面，鄂森曾编著《国际私法讲义》一书。据他自述，编辑此书旨在：“阐明国际私法之基本原理，及我国现行国际私法梗概。故内容编制，悉以现行法律适用条例为依归，并傍征国籍法、民法、民诉法及有关判例。”鄂森的《国际私法讲义》自有特色，学界认为该书融合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际私法理论于一体，系统完整地介绍了西方私法的学说和实践，各章各节都有国际私法沿革的介绍，等于是一部国际私法小史。

课堂上的鄂森光芒四射。他将办案时积累的“如何用证据链击破谎言”“怎样让农民听懂法律术语”的经验融入教学，东吴大学的礼堂里常爆发出这样的感叹：“原来法律不是书本上的死条文，是能救人命的活办法！”经他点拨的学生中，后来许多人成为新中国法治建设的骨干——他用教育的方式，将正义的火种播撒向更广阔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