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诉讼成本。据余嘉依介绍，以她接手的“甲醛房”维权案件为例，目前相关案件的维权成本主要包括：一是律师费用，如仅委托调取户籍信息并指导起诉，费用约为300元；如果需代书起诉材料，费用可能提升至400至500元。二是空气质量检测费用，大约为500元。算下来，前期的整体维权成本约在1000元。

  而对于房东和平台中介而言，出租“串串房”是一件风险较低的事。据了解，即便进入诉讼程序，租客可主张的赔偿范围通常也仅限于退还押金、剩余租金以及检测费用。律师费、可能产生的医疗费、误工损失、搬家成本等附加支出则难以获得补偿。

  余嘉依说：“目前相关法律法规对隐瞒房屋问题的房东和中介的惩罚力度确实不够，更多只是让其退还本该退的钱。如果租客的租金为1500元、押一付一，租期又临近结束，那么可能仅剩下1500元押金可追回，很多租客坚持维权只是为了‘出一口气’。”

  此外，部分房东或中介还会通过制造检测“时间差”来规避责任。余嘉依举例说，有些房东在完成除醛处理后，立即对房屋进行检测，结果显示空气质量合格。然而，甲醛挥发是一个长期过程，租客入住后可能会感觉有刺鼻气味或出现身体不适，此时租客自行委托有资质的机构检测，却发现房屋内甲醛超标，争议由此引发。

  陈音江表示，“甲醛房”等问题的侵权伤害通常是一个隐性且长期的过程，当租客发现问题时可能早已不在合同期限，甚至可能出现“找不到责任方”的情况。

  谁来保护租房人的呼吸安全？

  业内人士指出，“串串房”“甲醛房” 引发的纠纷频发，这些问题背后，监管难题、责任划分模糊等症结仍有待解开。

  在监管责任的划分上，陈音江指出，房屋租赁监管本身存在多重难点：房东多为非专业经营者，普遍缺乏法律与责任意识，且租赁信息难准确掌握。此外，虽然房屋租赁及中介服务的行政主管部门主要为住建部门，但房屋消防、装修材料等问题还涉及消防、市场监管等部门，而当前多个部门并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管合力，难以根治房屋租赁市场的顽疾。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刘俊海从责任主体的角度向记者表示，房东应是出租房屋空气质量的第一责任人，承担安全保障的义务；其次，装修公司应确保所使用的材料符合标准，而不能通过低价竞争使用不合规材料；中介机构也应履行如实告知房屋信息的责任；最后，监管部门应消除盲区，形成合力。“目前常出现‘各管一段’的情况，需要明确各部门职责。”他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1年2月起施行的《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明确，不符合安全、防灾等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房屋不得出租。《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2002）对室内空气中甲醛、苯、TVOC等有害物质的含量规定了限值，如甲醛浓度限值为0.08mg/m³，为房屋空气质量提供了衡量依据。

  经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一些地方在租赁房屋空气质量监管方面已采取行动。例如，2022年9月1日起施行的《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明确规定，出租住房应当符合国家和本市关于建筑、治安、室内空气质量等安全规定和标准；2020年1月25日起施行的《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我市住房租赁市场平稳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中提到，租赁住房室内空气质量安全状况要求和违约责任应纳入房屋租赁合同文本并作出明确约定。

  然而，专家认为，以上这些标准并未强制要求所有出租房屋必须进行检测并达标后才能出租，且缺乏全国统一的强制性规定。

  2025年3月21日，湖北省武汉市关山大道街头，不少共享单车上贴满了“房东直租”“低价甩租”“自家房出租”等字样的租房小广告。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为何全国统一的强制检测标准难以出台？陈音江分析认为，相关标准制度不健全，监管部门主动监督少，中介和房东缺乏检测合格后再出租的意识，租客也没有入住前检测的习惯。此外，检测资质混乱与成本较高也构成制约。

  刘俊海则从市场特性角度解读称，租房市场流动性强、租期短，而空气质量问题潜伏期长，再加上消费者面临举证难、维权成本高的问题，难以形成足够大的社会压力。

  行业专家建议需健全标准，建立强制检测制度，并加大行政处罚力度。例如，未能提供空气质量保障的出租房应进行相应处罚，或者在一定时间内禁止出租。

  陈音江表示，房屋空气质量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安全，必须引起有关各方足够重视。他建议尽快建立健全相关标准制度，明确装修公司、中介和房东等主体责任，确保为消费者提供符合安全保障的房屋租赁服务。

  刘俊海则认为，治本之策还是在于建立统一标准。“建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及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联合出台全国统一的室内空气质量强制检测标准，无标准不得出租。监管部门也要关注沉默的受害者，完善租赁法规，让法律更具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