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广义上讲，包括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体现社会主义性质、摒弃资本至上观念、符合现代化要求的一切有益文明成果。科学处理马克思主义统领性与精神文化生活多样性之间关系，培育和壮大以马克思主义为主体、以本土文化为主干、吸收借鉴各民族优秀文化和人类文明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成为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需要注意的是，文化建设应当彻底摒弃“以行政命令的方法管理思想文化建设，混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的苏联文化管理模式。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中国文化建设的长期性指导方针，提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宝贵经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科学文化领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改革开放以来，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双百”方针得以重新回归、正确发展，邓小平指出：“各种意见表达出来，进行争辩，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新时代“双百”方针继续巩固和完善，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提供国家和民族发展深沉持久的精神力量。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密码，提供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不竭动力。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多元一体、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凸显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贯通的人文关怀、一致的价值追求和契合的实践品格等，决定了两种思想文化交汇融合，孕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普遍性意义，在于植根本土文化基因、民族文化传统，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对中华文明的根脉进行挖掘和激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以鲜明的中国价值与世界意义，提供后发国家基于自身文化推进现代转型的启发借鉴。

　　(五)坚守公平正义，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的社会

　　追求社会正义、实现公平发展，是千百年来人们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也是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的深层价值诉求。恩格斯提出：“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社会阶级之间不平等，财富资源分配不公平，是他们观察和分析当时社会结构断裂的重要视角。正是由于资产阶级享有不劳而获的资本特权，社会分裂为“世袭的富有”和“世袭的贫困”两大阶级，催生了以维护正义为不懈追求的各种斗争活动。马克思恩格斯以消除资本特权、消灭阶级差别为斗争目标，强调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双重职能，虽然没有集中阐述社会建设特征，但对公平正义的执着和践行渗透在社会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

　　科学社会主义致力于消灭剥削与压迫，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互助的新型关系，是比以往任何社会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形态。虽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尚存在人民内部矛盾、阶层差别，但是内部矛盾已没有对抗性质、阶层差别日渐缩小。突出社会管理的国家职能，运用社会革命(改革)方式协调人民内部矛盾、统筹各方利益关系，创设权利平等、机会均等、结果公正的社会制度，打破利益固化、特权垄断的藩篱，推进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有序流动，让“寒门出贵子”“穷人翻身”成为制度性安排，让所有社会成员充满活力和希望，成为当代社会建设的突出特点。

　　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首要任务，事关社会主义发展的大局和长远。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持续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加快完善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分配公平为内核的社会治理法律制度，激发各阶层、各群体创新创造活力。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依托社会治理新格局，妥善处理社会变迁中人民内部矛盾，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劳有所得、学有所教、弱有所扶等不断取得新进展。

　　全面深化改革、护航社会公平正义，成为新时代社会建设的鲜明特征。改革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公平正义是审视改革成就的一面镜子。习近平指出：“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新时代以来各方面推出大量改革方案，很多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密切相关。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依法保障人民自由择业、自主创业、充分就业、公平竞争的权利和机会，以立“明规矩”破“潜规则”。把教育公平作为社会公平的基石，坚决阻断逐利资本侵蚀义务教育，让寒门学子享有人生出彩机会，充分发挥教育在打通社会阶层流动、促进社会新陈代谢的价值功能等。当代中国继续扛起公平正义的旗帜，努力让公平正义阳光普照中华大地，向全世界昭示当代科学社会主义一贯秉持的价值追求。

　　(六)坚持可持续发展，融洽人与自然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统一，日益成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分水岭”。马克思、恩格斯较早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大命题，认为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在劳动演进中依靠、利用和改造自然，形成人与自然相互依存与制约的共生关系。从19世纪30年代起，有些西方国家片面推进资本主义工业化，导致大量环境公害事件，造成人与自然关系严重对立。虽然那个时代没有如此关注生态问题，但他们科学预见盲目生产、过度消费与无限索取的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与生态恶化具有因果关系，批判依靠掠夺自然而实现资本增殖的“自然的荒芜”“文明的阴沟”。恩格斯在未完成的《自然辩证法》中尖锐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这些初步构想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思想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