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思危：共同富裕是小平提出来的，是我国发展的最终目标，但我觉得公平和效率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改革开放之初，强调效率多一些，现在应注意公平多一些。如果只讲效率不讲公平，收入差距增大，社会矛盾增大，最后社会不稳定，就谈不上效率；但如果只讲公平不讲效率，那就是低水平下的公平，这二者不能对立起来，而是要把握好一个度，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另外，千万不要哗众取宠，因为现在讲公平是时髦，但是还要注重效率。
南方日报：那么对当下贫富差距较大的情况您又怎么看呢？您认为，中国的改革如何才能达成全社会各阶层的共识？
成思危：对这个问题要深入分析，第一，要肯定改革开放以来，全体人民的收入和国家的财富都增长了很多。现在的问题在于分配有不够公平合理的地方，但也不能说非常不合理，因为中央采取的各种政策也是在限制这种贫富差距的增大。我曾经讲过，没有绝对的平等，一定的收入差距是肯定存在的，如果受教育的程度、专业技术水平不同，待遇却都一样，那谁还愿意去努力学习、钻研和创新呢？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合理的差别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要防止用不合法的手段获取财富，要严惩非法收入、限制灰色收入、更好地增加合法收入。
另外，缩小差距不是让富人变穷，而是让穷人变富，我们更关心的是如何更快地增加那些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而不是采取劫富济贫的方法。当然，现在社会上有腐败现象，有少数既得利益群体的存，对此我们也要客观地分析，在任何的发展中国家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要认真地治理，而不是以此来否定我国改革开放的成绩。
改革先锋
继续先行需处理好四个关系
广东必须进一步加强法治建设，首先要依法治官，官员要依法行政，依法行政实际上就是依法治官
南方日报：您一直非常关注、关心广东的改革，据您观察，现在广东仍是中国改革的先行者吗？
成思危：广东改革的先行是有它历史因素的，从原来的基础并不是非常好，发展到在全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很不容易，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因为改革开放才使得广东有现在这样的实力。
广东还能不能继续作为改革开放的领头羊，这取决于广东自身。
在现在的情况下，我认为如何处理好以下四个关系，恐怕是个很重要的话题，这四个关系就是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有集权和分权的关系，这四个关系处理好了，改革开放才能持续进行下去。
南方日报：具体怎么解读呢？
成思危：比如法治和人治是很重要的话题，如果不能做到依法治国，就只能靠人来治国了，这是达不到我们所想的社会主义的目标的。为此必须要坚持依法治国，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但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不容易。
第一，从中国的历史来看，法治始终不是一件像西方国家那样有深厚共识的事情，中国的封建制度延续这么多年，总是寄托于明君和贤相，而不是寄托于法律。一个地方如果出现一个好领导，会发展得很快，如果这个领导犯错误，造成的损失又是非常大的。
第二，如果我们的改革不能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就必然转向寄希望于“清官”。但是如果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变坏。所以必须坚持用好的制度来治理国家，就是法治。
第三点，现在由于执法过程中的一些腐败现象，使得老百姓对法律的尊重和对法治的信任不够。
南方日报：您认为广东在继续改革大业中对哪些问题是需要有清醒认识的？
成思危：广东要想继续保持改革开放的势头，我认为就要处理好我刚才所说的这四个关系。
这四个关系都不是空的，比如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广东就必须进一步加强法治建设，首先要依法治官，官员要依法行政，官员要是不守法、不讲理，就会失去老百姓的信任，法治本身就难以实现，因此依法行政实际上就是依法治官。
第二就是公平和效率的问题，广东的效率是增加了不少，但公平是不是还有不足之处？我没有调查研究，但我知道广东还有一些贫困的地区，如何减少省内地区间的差异，实现共同富裕，是应当考虑的。
但是，实现这种共同富裕，要在继续保持效率的情况下，而不是把富的地区变穷；
第三就是政府方面，广东要真正做到“小政府、大市场”，凡是市场能办的事，政府不要去包办。特别是经过这次金融危机以后，政府的权力实际上有所回潮，政府官员又想管更多的事了。
最后是集权和分权的关系，广东作为地方来说，要尊重中央的权威，当然中央也要给广东一些相应的责权利，另一方面也要处理好广东的局部利益和国家的整体利益的关系。
幸福广东
不仅仅是财富，更是思想自由
既有法制又有民主，既有集体纪律又有个人自由，既有共同富裕又有合理差距，这就是幸福
南方日报：广东现在正在全力建设幸福广东，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对此您有何建议？
成思危：建设幸福广东，我认为就是能够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绝大多数人的收入不断增长，社会的福利能够做得更好，能够让那些低收入人群从政府的二次分配中得到更多的实惠。
再一个，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一步发挥好，能够做到既有法制，又有民主；既有集体纪律，又有个人自由；既有共同富裕，又有合理差距；我觉得这就是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