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目世界，法治先进之区的罚则分明：依据台湾地区和香港的法律，任何人只要发布了可以识别未成年人身份的信息，就可能受到处罚。在台湾，罚款幅度在新台币三万元以上，三十万以下。香港的规定是，一万港元的罚款加六个月监禁。在法国，如果不是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侦查人员一旦泄露嫌疑人的信息，将因为泄露职业秘密而受刑事处罚。案件处于审前阶段时，如果未经利害关系人同意传播嫌犯照片，传播人将被科处10万法郎的罚款。”[10]然而，基于风险社会的中国国情，法律的底线似乎也没那么牢固。倘若没有稍许暴力的监督和公开，显赫的背景常常会成为干扰司法公正的有力工具。

因而，尽管当前的媒体报道已经违反了法律的相关规定，但一些媒体的反思与讨论仍值得欣喜。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共识正在渐渐形成，法治进程也不会一蹴而就。

 

借由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概念去理解当今的中国社会，会给我们更多的启发。日益多元而分裂的社会呼唤更有效的治理。然而，尽管现代社会的制度高度发达，关系紧密，几乎覆盖了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但是它们在风险社会来临的时候却无法有效应对，难以承担起事前预防和事后解决的责任。因而，当今的治理模式常常陷入窘境，贝克称其为“有组织地不负责任” 。

扭转风险社会的治理困境，法治是必由之路。然而，法治社会的建成绝非一朝一夕。法治社会首先依赖于法治共识的达成，具体而言即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贯彻则要途径媒体，抵达最终的落脚点，也就是民众。

媒体如何凝聚法治共识？笔者选取了李天一案进行分析。颇具代表性的李天一案，不仅纠集了权利、财富、名誉等因素，而且身负“前科”。这一在风险社会中颇具典型意义的案件，背后是法治与人治的博弈。它的每一步进程，似乎都可以为风险社会进行注解。关注媒体在案件进展中的操作，笔者得出媒体凝聚法治共识的一般机制，媒体通过其本职功能，坚守新闻专业主义精神，通过真实准确地传播信息、适时地引导舆论等方式促使案件的法治要素普及受众。此外，媒体偶尔的失范，也将引发受众的讨论。在此过程中，以媒体的失范报道为案例，则从另一方面促进了法治内涵的传播。媒体的一正一反达成了自身凝聚法治共识的功能。

 

 

 

 

 

 

 

 

 

 

 

 

 

[1]赵蕾.少年L、L某、L姓男子现在不管怎么叫，全国人民都知道你说的是谁[N].南方周末，2013年3月1日

[2]周晖.道德危机事件中新闻媒体如何有效凝聚社会共识[J].新闻知识，2012（6）：53

[3]庹继光.风险社会中的传媒监测功能及边界剖析[N].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203）：159

[4]陈丽维.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特征分析及其预防[J].现代商业，2009（23）：94

[5]马怀德.法治是未来改革发展的最大共识[J].法制资讯，2012（11）：42

[6]刘华.凝聚改革的法治共识[N].文汇报，2012年12月12日

[7]孙旭培,胡素青.舆论监督与社会共识[N].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3）： 5-7:

[8]张小平.SARS与变法关于社会危机、社会共识与法律变革的法社会学思考[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2）：133-140

[9]尹岩.试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社会共识的一般机制[N].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5（6）：27-33

[10]贝克，邓正来，沈国麟.风险社会与中国——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J].社会学研究，2010（5）：208-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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