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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雪丽
[4]林爱珺、王卓（2013）认为使新闻立法有实质性进展，当前必须要做好新闻政策法制化、媒介权利法制化和舆论监督法制化三个方面的工作。[5]
从2013年有关新闻法制建设的研究来看，新闻立法是对往年研究话题的延续，学术上的创新点不多。值得关注的是，研究者开始逐渐意识到并重视对新闻学与法学的学科融合、新闻-法学复合型人才培养、传媒法教学与科研的联合等主题的探讨，这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往年新闻法制建设研究的范畴。
二、传媒与司法问题研究
传媒与司法问题的研究，尤其是网络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问题是2013年新闻传播法重点研究的对象之一。网络舆论监督作为舆论监督的一种重要形式，它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关系伴随一个个司法个案而成为法学界和新闻界关注的热点。
李昌奎案件再审作为网络舆论监督的典型案例，在2013年仍有学者就其在现实和理论两方面的重要意义进行深思。有学者指出，该案对于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度”的把握和平衡上比较到位和规范，其舆论监督具有监督时机的适时性、监督内容的集中性、监督策略的析理性等特征，其对指导传媒舆论如何监督司法有着明显的示范意义。同时，该案在多方面展示了网络舆论监督的独特价值，如：最大程度地促进司法公开，以最广大群众都能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司法公正；建立互动程度高，信息反馈快的司法与公众对话机制，实现“二者的沟通与谅解”；利用一“网”打尽的独特优势，全面打造媒介融合互补的立体化司法监督平台。 [6]徐磊、张骏德（2013）的《从“吴英案”论司法独立和网络舆论监督的关系》一文对如何实现网络媒体依法报道与法院依法独立审判之间的平衡作了探讨。[7]
传媒监督司法、介入报道司法活动的正当性毋庸置疑，而且传媒支持舆论监督司法的功效通常是比较显著的。但是，舆论具有情绪化和非理性的特征，作为为公众代言的传媒应该在情感和理智之间恰当抉择，为具备正当性与合理性的舆论提供支援，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要对充斥着个人情感的观点和议论表现出必要的离逸与隔离，彰显独立思考，防范功能变异。[8]此外，接受网络舆论监督是人民法院接受人民监督的一种形式，人民法院也应采取辩证的思维理性对待网络舆论，做到既接受舆论监督、改进审判工作，又不被舆论左右、守住正义底线。[9]
一些学者分析了媒体或舆论审判产生的原因、表现和影响，并对其进行了批评；在我国，对媒体审判问题的认识出现了明显泛化的现象，有学者论述了泛化的表现；还有不少学者就如何平衡司法独立和媒体监督提出了种种对策。
关于传媒与司法关系的探讨，2013年学界依然对具有轰动性的司法个案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而且对于网络舆论监督、网络媒体审判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分析较往年要多一些，这与网络媒体的进一步发展有很大关系。
三、新闻传播权利研究
与2012年类似，新闻传播权利研究的成果依旧丰硕，并且重点突出，主要集中在著作权领域，其次是对知情权、名誉权和隐私权的研究，有关采访权、匿名权、评论权、拒证权和肖像权等领域的研究则较少。新闻侵权研究多围绕个案展开，研究内容也较为丰富。
著作权（又称版权）问题在2013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就中国《著作权法》中的“时事新闻”一词，有学者撰文对该概念进行了探疑，认为其备受争议的原因在于对《伯尔尼公约》的误读，并建议重新修订版权法时应回归《伯尔尼公约》的本源，把“时事新闻”更改为“单纯事实消息”或“纯新闻”。[10]也有学者分析了新闻自由与版权的冲突，就如何消除两者之间的冲突，指出，如果必须引用版权作品的表达以维护新闻自由，则媒体的使用行为必须符合三个条件：第一，要发表的新闻与该作品有密切联系；第二，如果不使用该作品，则媒体无法向公众详细地报道该新闻；第三，媒体的使用不得损害该作品的市场利益。[11]还有一些文章专门探讨网络（微博）侵犯版权的问题，留待网络传播法制问题研究部分再介绍。
知情权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2013年学界较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民知情权实现的程度，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以权力为主导、用于规范行政机关工作方式的制度规定，其立法目的并不在于保障知情权。这导致了该条例在实践中难以起到预期的良好效果，因此，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规范必须转变视角，以保障知情权为基本价值取向，构建权利保障型的信息公开制度。[12]
公众人物的名誉权和隐私权保护问题历来受学界关注，2013年亦不例外。针对公众人物名誉权保护与言论自由关系的利益冲突问题，有学者指出，我国应通过立法以言论自由限制名誉权，对公众人物名誉权采取弱化保护，通过利益衡量使其弱于言论自由，以强化对公众人物的社会监督。[13]还有文章专门阐析了中国公众人物隐私权的受限依据，以及如何达成保护公众人物隐私与维护新闻自由价值本位之间平衡的问题。
媒体公信
责任编辑：杨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