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陈燕谷主编(1998),《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
翁秀琪(1993),《大众传播的理论与实证》,台北:三民书局。
张锦华(1994),《传播批判理论》,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附录:
《旁观者》的宗旨
(《旁观者》第十期,1711年3月12日)
艾迪生
我非常满意地听说,在京城里大家天天打听我这家刊物的事,每天早上文章一登出来,大家都认真、专心地看。出版商也对我说,现在每天报纸已经发行到了三千份。这就是说,假定每份刊物有二十个人看(这是我客气的估计),那就可以断定,我在伦敦和威斯敏斯特两地大约拥有六万名信徒[13]——这些人不同于他们那些浑浑噩噩的同胞,而是(我如此希望)立志要把自己从愚昧无知的状态中摆脱出来。这么一大批读者既已召唤起来,我自然要不遗余力,使得他们的教育引人入胜,使得他们的消遣富有实效。为此,我要竭力让道德带上机智的光芒,让机智受到道德的制约;那么,可能的话,读者在对今天进行思考之中也就可以从两方面得到教益。另外,为了使他们的美德和决断不至于仅仅变成短促、匆忙、断断续续的思想闪念,我决心每天不断地使他们重温自己的心得,免得让它们随着时代潮流一同堕入罪恶和愚昧的无望状态。人的心灵犹如田地,一旦弃而不耕,则愚妄之念便如杂草滋生,惟有依靠持久不懈的教化才能将其刈除。有人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了人间。我不自量力,愿意让人说我把哲学从私室、书库、课堂、学府带进了俱乐部、会议厅、茶桌、咖啡馆之中。
一切治理有方的家庭,每天早晨都要抽出一个小时享用早茶和奶油面包。我要特别向这些家庭推荐我自己沉思默察的成果[14],并且诚恳劝告他们,为了对他们自己有好处,应该把本报当作茶点的一部分加以预订,以便及时浏览。
培根爵士说过,一部精心撰写的好书,跟它那些对手竞争起来,就像摩西的蛇[15]一样,能把埃及人的蛇全部一口吞掉。我自然不会狂妄到认为凡是《旁观者》所到之处,其他报刊一律为之敛迹。但是,如果能把本国的实况告诉读者,比起让他们自己去打听在莫斯科公国[16]或者波兰所发生的事情;或者说,在我们进行消遣的时候,究竟阅读那些有利于消除无知、忿怒和偏见的作品,还是阅读那些容易煽起仇恨、使得敌对情绪难以和解的作品——二者到底哪一个更有好处,我愿意提请读者自己考虑。
其次,我要把本刊推荐给那些我理当看做兄弟和盟友的人每天阅读——我指的是那些和我同属旁观者之流的绅士们:他们身居尘世之中却不为俗务所牵,或因家道殷富,或因生性疏懒,于冷眼旁观世人之外别无他事。在这个阶层里包括耽于空想的商人、挂名的医生、皇家学会的会员、不爱辩论的律师,以及丢人差事的政治家;一言以蔽之,就是那些把天地看做大剧场的人,他们的志愿是对于人间戏剧中的各个角色作出正确的判断。
还有一批人,我同样要把他们算在自己读者的圈子里;对这些人,我称之为社会的空白点,因为他们头脑空空,每天只好指望在处理事务或与人交往中捞到一点思想。我常常用怜悯的眼光看着这些可怜的人,当我听见他们刚一碰到什么人,就问人家:有什么消息没有?——他们就靠着这种办法去搜集自己的思想材料。这些脑子贫乏的人不挨到上午十二点就不知道应该开口说些什么,因为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对于当天的天气才有了可靠的判断,才知道风往哪个方向刮,而且也知道了荷兰的邮船[17]到底来了没有。我真心实意地请求他们,与其天天依赖自己碰上的头一个人,与其天天根据上午接受了什么思想影响再来决定自己在这一天里究竟应该庄严肃穆还是嬉皮笑脸,不如干脆待在自己房间里读一读我们的刊物。我保证:一定每天向他们灌输稳健可靠的意见,使他们在十二小时以内不乏清谈之助。
然而,比起其他各界来说,本报对于妇女界要算最有用处了。我常常觉得,我们没有尽力量、想办法让我们的女同胞有些正当事业和消遣。虽然为她们似乎也安排了一些娱乐活动,但多半只是把她们当作妇人女子,而没有把她们看成万物之灵的人类。梳妆台就是她们的用武之地,把头发梳理成某种样式就是她们生活中的大事业;用一个上午挑拣出一副缎带就是了不起的工作;到绸缎店、杂货铺走那么一趟就累得她们一整天再也干不了别的什么事了。缝纫和刺绣是她们的正业,做果酱和甜食是她们的苦活儿。这自然是指一般妇女而言。据我所知,另有不少妇女,生活方式高雅,见客谈吐不俗,活动在知识与美德的高尚领域之中,不仅衣饰华贵,而且还有心灵之美,须眉之辈见之,不唯爱慕不止,敬畏之心也油然而生。我希望通过出版这份刊物来扩充这一类妇女的人数;尽力把本报办成一种即使无益、至少无害的消遣读物,把妇女读者的心思从那些极无聊的琐事中吸引过来。同时,即使对于那些最美好的人性典范,我也愿再加琢磨,使之更臻完美;因此,我除了指出在她们身上那些足为女性之光的美德,也要指出在她们身上那些构成女性之累的瑕疵。所以,我希望这些温柔善良的读者们每天为本报拿出一刻钟时间,因为她们手里的时间多的是,扔掉这么一刻钟也耽误不了她们的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