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40年前，“公共领域”（德语Offentlichkeit，英语publicsphere）一词在德国当代大学者于尔根·哈贝马斯（JurgenHabermas）的一本名著（Habermas,1962/1989；哈贝马斯，1999a）[1]中被概念化了。从此它成为欧洲主流政治话语的一部分，欧美各国学者的专题性著作和论文层出不穷，公共领域与传播媒介的关系受到高度审视。尽管如此，关于“公共领域”这一概念本身仍有待澄清。鉴于哈贝马斯在中国大陆的文化和社会学界已广为人知而在新闻传播学界鲜有研究[2]，笔者认为首先有必要交代一下哈氏的学术生涯与学术成就。

　　一．哈氏的学术成就与国人的渐次认识

　　自1960年代以来，哈贝马斯就被誉为前联邦德国具有最强大威力的哲学家、“当代的黑格尔和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引自欧力同，1997：“前言”），其学术观点深植于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韦伯等德国贤哲深厚的哲学及社会学传统中，“经其高度的综合分析，并以政治及道德的终极关怀贯串其中，其影响力遍及社会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如社会学、哲学、心理学、语言学、政治学、思想史等等（张锦华，1994：199～200），“在有关方法论、哲学和政治学等重要问题的大量论战……中，他是中心人物”，他“在如此众多的学术领域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以致于他不可能对他的工作作出确切的概括”（戈尔曼，1989：386～187），是当代罕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

　　哈贝马斯1929年6月18日生于德国的杜塞尔多夫，在纳粹统治下长大，1949年就读于哥廷根大学，后经苏黎世大学，于1954年进入波恩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55年，他前往法兰克福大学，与法兰克福学派核心人物特奥多尔·阿多尔诺(TheodorAdorno,1903~1969)一起从事研究工作，阅读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著作，“由此而变得激进起来”（戈尔曼，1990：385）。

　　哈贝马斯虽然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一员，但他肯定启蒙运动关于民主公共生活的理念，将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看成是改革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模式，因而在阿尔多诺看来具有一种危险的保守倾向。1961年，他写出了教授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然而通过这篇论文的不是导师阿尔多诺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领袖马克斯·霍克海默(MaxHorkheimer,1895~1973)，而是马堡大学的一名教授（Calhoun,1992:43；欧力同，1997：4～7）。1962～1964年，他任海德堡大学哲学副教授，1964～1971年为法兰克福大学哲学与社会学教授，1971～1981任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所长，1983年起重新执教于法兰克福大学。1999年4月曾应中国社科院邀请来华访问。

　　作为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者，哈氏早已蜚声世界，国人自1980年代起对他的研究基本上也是止于上述领域[3]，在新闻与大众传播学界，对他的名字还相当生疏。无独有偶，哈氏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英文本在1989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推出以前，美国学界的情形也是如此。然而自1989年起，即在原书德文版出版近30年后，英语世界出现了对“公共领域”概念的广泛讨论和对与之相关的公共舆论与传媒的角色问题的日见增长的兴趣。[4]在中文世界，先是港台传播学界（张锦华，1994；翁秀琪，1993；杜耀明，1997），后是大陆政治与社会学界，相继译介“公共领域”理论（曹卫东，1998[5]；汪晖、陈燕谷，1998；哈贝马斯，1999a）。

　　二．“公共领域”的概念与早期报刊

　　哈氏所谓公共领域，指的是介乎于国家与社会（即国家所不能触及的私人或民间活动范围）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杜耀明，1997：14～15），它凸显了公民在政治过程中的互动，其由来可上溯至古希腊时期，当时出现了“公”（公共事务）与“私”（私人事务）的分化（Dahlgren,1995：7）。

　　“公共领域”一词并非哈氏所创。在他之前，德语世界的众多学者如熊彼特（Schumpeter,1918）和布鲁纳（Brunner,1943）都研究过同一主题。在英语世界，德裔犹太女学者阿伦特（Aerndt,1958）[6]和更早的杜威（Dewey,1923）也分别从公共哲学的角度探讨过相关问题。以哈氏、杜威和阿伦特为例，这一概念的指涉不尽相同；在哈氏和杜威那里，大众传媒的功能和问题群显然居于中心地位，而对于阿伦特则不然（Dahlgren,1995：7）。就哈氏而言，其核心概念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bourgeois public sphere”）。哈氏在1962年出版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下简称《公共领域》）后，除了1964为一套百科全书写的一个词条、为他那本名著1990年德文新版写的序言以及1998年给一位中国学者的回函外，哈氏可能很少再涉及这一主题了，因为如他所说，“我这些年来已另有关怀”（哈贝马斯，1999a：i）。

　　在《公共领域》中，哈氏写道（哈贝马斯，1999a：32）：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这种政治讨论手段，即公开批判，的确是史无前例，前所未有。

　　哈氏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早期机制起源于从宫廷中分离出来的贵族社会，即他所谓的以王室、宫廷的以一整套关于“高贵”行为的繁文缛节为特征的“代表型公共领域”(“representative public sphere”)（哈贝马斯，1999a：7、48）。

　　哈氏解释说，国家和市场经济关系的扩张而出现的社会的分离是一条基本路线，公共领域一直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但它有别于私人领域，而只限于与公共权力机关（即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有关的事务，而政治公共领域以公众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加以调节（哈贝马斯，1999a：35、70）。在这种公共领域所开展的政治批评中，一个介于贵族社会和市民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有教养的中间阶层”开始形成（哈贝马斯，1999a：37）。公共领域承担了市民社会从重商主义乃至专制主义控制之下获得政治解放的语境当中的一切政治功能，它用公共性原则来反对现有权威，使私人物主的旨趣与个体自由的旨趣完全一致起来，因而很容易将马克思所说的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统一起来。“成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永远都是建立在组织公众和私人所具有的双重角色，即作为物主和私人的虚构统一性基础之上”（哈贝马斯，1999a：59～60）。在这种公共领域中，手抄的和印刷的杂志成了公众的批判工具，而首先在英国兴起、继而到1750年前后在整个欧洲触目可见的“道德周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哈贝马斯，1999a：46～48）。哈氏将报刊称为“公共领域最典型的机制”（哈贝马斯，1999a：210）。

　　哈氏指出，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首先是在18世纪初的英国出现的。17世纪末，新闻检查制度的废除标志着公共领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使得理性批判精神有可能进入报刊，并使报刊变成一种工具，从而把政治决策提交给新的公众论坛”（哈贝马斯，1999a：68～69）。哈氏最为推崇的报刊是18世纪初3位英国作家办的融新闻、随感、学术、娱乐等内容为一炉的杂志：笛福（DanielDefoe,1660～1731）的《评论》（Review），斯蒂尔(Sir Richard Steele，1672～1729)、艾迪生（JosephAddison,1672～1719）的《闲谈者》（Tatler）和《旁观者》（Spectator），尤其是后二者。[7]这种报刊和咖啡馆、沙龙等聚会场所构成了在政治上抗衡宫廷文化的文学公共领域(literary public sphere)，文学公共领域又衍生出政治公共领域(political public sphere)（哈贝马斯，1999a：34～35）。

　　哈氏以上结构图来表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本轮廓（哈贝马斯，1999a：35）：

　　由于哈氏知识体系宏大，公共领域理论所涉及的范畴众多，因此学界虽然对之兴趣浓厚，却了存在一些难解之处。为此，哈氏在1964年更加规范地给出了公共领域的定义（Habermas，1997：116）：

　　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向所有公民开放这一点得到了保障。在每一次私人聚会、形成公共团体的谈话中都有一部分公共领域生成。然后，他们既不像商人和专业人士那样处理私人事务，也不像某个合法的社会阶层的成员那样服从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限制。当公民们以不受限制的方式进行协商时，他们作为一个公共团体行事——也就是说，对于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务有聚会、结社的自由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在一个大型公共团体中，这种交流需要特殊的手段来传递信息并影响信息接受者。今天，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当公共讨论涉及与国务活动相关的对象时，我们称之为政治的公共领域，以相对于文学的公共领域。

　　1998年8月，哈氏在回答一位中国者所提出的问题时这样概括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哈贝马斯，1999b：35）：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尽管与其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城市中的前身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它最先是在17、18世纪的英格兰和法国出现的，随后与现代民族国家一起传遍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在阅读日报或周刊、月刊评论的私人当中，形成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通过私人社团和常常是学术协会、阅读小组、共济会、宗教社团这种机构的核心，他们自发聚集在一起。剧院、博物馆、音乐厅，以及咖啡馆、茶室、沙龙等等对娱乐和对话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这些早期的公共逐渐沿着社会的维度延伸，并且在话题方面也越来越无所包：聚焦点由艺术和文学转到了政治。

　　三．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与传媒的功能退化

　　哈氏的所谓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指的是自19世纪的最后20多年以来（以1873年经济大萧条为标志），国家干预主义渐趋强化，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8]以后，国家干预社会领域与公共权限向私人组织转移即社会的国家化和国家的社会化同步进行，这一辩证关系逐渐破坏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础——国家和社会的分离。哈氏据此认为，一个重新政治化的社会领域摆脱了“公”与“私”的区别，消解了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自由主义公共领域，这种情形与封建社会晚期有类似之处，因此哈氏称之为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refeudalization”）（哈贝马斯，1999a：170～171）。哈氏在《公共领域》一书中对当下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于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易名为“自由资本主义公共领域”可能更恰切）。

　　哈氏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融合趋势”、“社会领域与内心领域的两极分化”、“从文化批判的公众到文化消费的公众”、“从私人的新闻写作到大众传媒的公共服务：作为公共性功能的宣传（广告）”诸方面论证了公共领域社会结构和政治功能的转型，其中用很大篇幅分析了近现代大众传媒的功能退化。

　　哈氏指出，在报刊与公众之间，19世纪中后期以来，大众报刊逐渐取代了具有批判意识的文学家庭杂志，它们往往不惜以牺牲其政治与公共事务内容为代价，它迎合教育水平较低的消费集体的娱乐和消闲需要，他援引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Wilbur Schramm）的术语说，即时报偿新闻（如腐败、事故、灾难、漫画、体育、娱乐、社会新闻和人情味故事）不断排挤延期报偿新闻（如公共事务、社会问题、经济事件、教育和健康），“阅读公众的批判逐渐让位于消费者‘交换彼此品味与爱好’”，因而“文化批判公众”变成了“文化消费公众”，即被操纵的公众，这样，文学公共领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或伪私人领域（哈贝马斯，1999a：187～205）。

　　在传播媒介与政治和经济界的关系上，哈氏认为，随着资产阶级法制国家的建立和具有政治活动功能的公共领域在法律上得到认可，具有意识批判功能的报刊业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压力，为向商业化报刊的转变铺平了道路，乃至于商业化成为必由之路。由于新闻版面与广告版面越来越密不可分，报刊变成了有特权的私人利益侵略公共领域的入口。另一方面，商业性报刊结构转型的各个方面与报业的集中，尤其是报团的出现和技术一体化的趋势相关联。因此，报刊业在商业化的过程中自身也越来越容易被操纵了。但是与20世纪新传媒——电影、广播和电视——相比，报刊又是小巫见大巫了。由于耗资巨大，威力惊人，这些新媒体在包括英、德、法在内的许多国家一开始就受到政府的管理和控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通讯社（路透社、德新社和法新社）从由私人组成的公众的私人机构变成官方半官方机构。这样，传媒最初的基础——掌握在私人手中，不受公共权力机关的干涉——被彻底颠覆了，传播效率越高，越容易受某些个人或集团利益的影响（哈贝马斯，1999a：221～231）。而20世纪初首先起于美国的公共关系行业。表明，政府、政党和各种组织积极参与新闻活动，有计划地制造新闻或利用有关事件吸引公众注意力[9]，大众娱乐与广告的结合具有了一种政治性质，于是出现了政治推销业，尤其是“政治公共领域在竞选时定期出现，很容易就具有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衰败的形式”（哈贝马斯，1999a：248～249）。

　　对哈氏而言,公关俨然成了资本主义政治力量的化身,因为公关所建构的公众注意力和好感,其效果远远越过商品销售本身,因为它还建构出公共权威,成为社会上具有影响力的半政治力量.公关技巧越成熟,操纵民意就越彻底,诉诸理性—批判(rational-critical)的公众领域也就消解于无形了(张锦华,1999a：208～209)。

　　四．对公共领域理论的一些评价

　　就笔者有限的阅读而及，哈氏《公共领域》英译本问世后，英语世界的讨论相当热烈。而在此前，似乎只有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托马斯·麦卡锡（McCarthy，1978）、英国学者约翰·基恩（Keane，1984）等寥寥数人有所涉猎。

　　英语世界在赞叹哈氏思想体系博大的同时，对公共领域理论的得失进行了多层面的探析。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的克雷格·卡尔霍恩认为，《公共领域》一书一问世便招来争议，并且可能继续引发争议[10]，但是没有一本书能产生像它那么多的教益。卡尔霍恩也指出，《公共领域》的主要缺点是未能地对“古典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和“有组织的”或“当下的”资产阶级的后转型（postrans formation）公共领域一视同仁。“哈贝马斯倾向于以洛克和康德的眼光评判18世纪，以马克思和密尔（Mill）的眼光评判19世纪，以典型的郊区电视观众的眼光来评判20世纪。”因此哈氏并没有认真对待20世纪一流思想家的成果，恢复其作品中在意识形态方面被扭曲的真相，而这正是他对17、18、19世纪的研究所表现出来的特点。相反，他没有看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那些既无理性、也无批判性的庸俗出版物、大肆刊登耸人听闻的犯罪和丑闻故事的小报。其结果也许是夸大了公共领域在20世纪的退化。1960年代批判性政治公众的复兴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此外，公共在大众传媒中的地位也不一定像《公共领域》一书中所指称的那么消极，就可选择的民主性媒介战略而言，也许其空间比哈氏所意识到的要大（Cahhoun,1992：33）。

　　英国中央伦敦理工专科学校的尼古拉斯·加纳姆则对公共领域理论持更多的肯定态度。他将学术界《公共领域》一书的批评归纳如下：（1）哈氏忽视了当代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并行的平民公共领域（plebeian public sphere）的发展；（2）哈氏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理想化了。近期研究揭示了早期印刷市场恶性竞争的结构，而这个市场不是由致力于公共启蒙的能够自由交流的知识分子所控制；（3）哈氏将家庭和经济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4）哈氏的理性主义公共交流模式使他不能形成多元主义的公共领域理论；（5）《公共领域》的后半部分带有鲜明的精英文化取向，因而过于倚重阿多尔诺的文化工业（cultural industries）模式，它夸大了文化工业控制者的操纵力量，忽视了信息领域中国家干预的公益模式。（6）哈氏的交往行动模式虽然已经成为公共交流的准则，但是它忽视了并非寻求共识的其他交往行动；（7）因此，他在信息与娱乐之间划上了一条过于鲜明的界线，忽略了两者的联系，这一点在思考当代民主社会中大众传媒的角色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Garnham1992：359~360）。

　　加纳姆认为，尽管这些批评有助于完善哈氏的理论，然而它们并不能贬低《公共领域》的三大优点：（1）它聚焦于大众公共传播制度与实践之间和民主政治的制度与实践之间经久不变的联系；（2）它注重任何公共领域所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3）它避免了“自由市场/国家控制”这种简单的二分法，而这种二分法在欧美支配着传媒方针研究。出于两个原因，上述优点在今天可能比当年更有价值。其一，随着全球市场一体化的进程和全球性私营经济中心地位的确立，民族国家的基础正在动摇；而在传统上，在民族国家的政治架构内，公民权问题以及传播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和公民权的性质。为了民主地控制全球经济和政治，我们必须培育新的政治体制和公共领域。其二，西欧传统的公共广播电视体制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有如下特点：市场力量增强；在文化资源分配方面改革既有的公共服务模式；电视机成为越来越个人化、家庭化消费方式的中心；市场上出现享受昂贵的专门化信息和文化服务的信息富人（thein formation-rich）和接受日益同质化的大众性娱乐服务的信息穷人（thein formation-poor）；信息和文化领域从国内转向国际以及随之而来的音像新产品的激增；国家电信垄断产业的放松管制和私营化；赞助商对体育和艺术的渗透；在削减公共开支的压力下教育和科研机构转向私人筹措资金；将经济效益视为提供公共信息的标准。这一趋势的结果将改变文化界中市场与公益之间的平衡（Garnham,1992：360~363）。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迈克尔·舒德森教授则以美国为个案，以公民的政治参与和理性一批判的政治交往这两个公共领域的要件入手，探讨了在美国有无公共领域的问题，进而得出了以下结论：在18世纪的殖民地时期，没有出现今天成为美国政治特点的一般意义上的理性—批判的讨论，有政治意图的骚乱要多于关于政治原则的讨论。在19世纪，政治交流并没有随着政治参与的实质性进展而变得更具有理性和批判性。如果我们根据刊登在报纸上的《联邦党人文集》来推断18世纪的政治、根据1858年的林肯—道格拉斯关于奴隶制度存废的大辩论来推断19世纪的政治，那就像以1974年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关于弹劾尼克松总统的辩论电视直播以及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讨论来描述1970年代的政治一样不可靠。这些都是特例，而不能反映各自时代的正常政治交流。因此如果说开展理性一批判的政治交流的公共领域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美国欣欣向荣，那是缺乏根据的（Schudson,1992：160、146）。针对一些附和哈氏的学者抬高政党报刊[11]、贬低当代主流商业性报刊的观点，舒德森没有像美国新闻史名家弗兰克·莫特（FrankL.Mott）那样，称政党报刊时期为“黑暗时期”，并将1830年代大众化商业报纸的兴起誉之为如日初升，但他指出，早期报刊躲避政治讨论和争议，甚至回避本地新闻。而在1840到1900年间，尽管有不少报纸附属于政党，但是报纸上政治讨论的内容和新闻的比重大大增加，政治参与程度达到了最高水平。而当代大众传媒上的某些专栏和节目发表的不同意见在某种形式上更接近于理性—批判的政治交流。因此他认为，就美国的情形而言，传媒“今不如昔论”站不住脚，换言之，哈氏对早期报刊有过誉之嫌（Schudson，1992：152—156）。

　　同加纳姆一样，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媒介社会学中心主任汉斯·韦斯特拉滕教授更加重视公共领域理论在当代社会情境下的现实意义。他认为，哈氏的公共领域概念是以如下要素为基础的（Verstraeten，1996：348）：

　　1．公共领域需要这样一个论坛：它对尽可能众多的人开放，可以在其间表达和交流多种多样的社会经验。

　　2．在公共领域中，各种论点和意见可以通过理性的讨论来展开交锋。这意味着，只有在公共领域首先对于一个人可能作出的各种选择方案有一种明察的情况下，“理性的”政治选择才有可能。与此同时，传媒应该提供尽可能宽广的解释框架，以便使该公民也能够知晓他没有选择的方案是什么。

　　3．系统地和批判性地检验政府的政策是这种公众领域的首要任务。

　　从以上公共领域的结构特点可以得出以下与传媒有关的重要结论（Verstraeten，1996：348~349）：（1）公共领域概念决不可以同公共广播电视法规混为一谈，因为西欧的大部分公共广播电视公司提供了许多公共领域受控制的实例。（2）上述结构特点恰恰表明，这样一种“公共领域”从来就没有真正出现过，充其量只有某种“萌芽”，既然如此，就无所谓公共领域的衰落与退化。因此我们对传媒与公共领域关系的探讨与怀旧复古、回归19世纪无涉。恰恰相反，我们首先需要立足于当代的社会情境，使公共领域的概念具有现实的意义（Verstraeten，1996：348~349）。

　　韦斯特拉滕认为，有鉴于此，不能对公共领域中的理性作出过于狭窄的解释。尽管这与当代社会领域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传播、合理性和主体性——相关联，因而极为复杂。如果这种理性指涉的只是关于各种“严肃的”社会性主题的理性的和理由充足的讨论，那就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即只有传媒的信息传递功能才受关注。事实决非如此，传媒提供娱乐的功能（这在电视上居支配地位）在促成公共领域的转型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Verstraeten，1996：352~353）。

　　韦斯特拉滕强调，当代传播学者似乎应重新认识麦克卢汉和他的老师哈罗德·英尼斯（HaroldInnis）的观点，而不能简单地斥之为“技术决定论”，应以媒介技术研究为重要使命。视听媒介的发展强烈地影响着公共领域的结构。电信不应被视为一种在两个分离的“地位环境”之间达成快速沟通的技术手段，而应被视为大大改变社会地位的媒介。有了电信，人们对于其他社会群体的“不在场”（“off-stage”）行为有了更多的认识，因此电信将公共领域中的人们安置在不同的位置上；公共领域将有更大的动力，不再仅仅以“在场”（“on-stage”）的行为为基础（Verstraeten，1996：354~355）。

　　看看哈氏自己后来的评价也是颇有意思的。到1990年代初，他已经放弃了意识形态批判的传统（Cahhoun,1992：40），转而比较认同西方社会的传统价值观了[12]。他在1990年3月为《公共领域》德文新版写的序言中承认，“如果我今天重新研究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也许，与当初写作本书不同的一点在于，我的评述会少一点悲观色彩，我所假定的前景会去掉一些固执的成分”（哈贝马斯，1999a：xxxii~xxxiii）。苏联东欧的巨变转型使他重新看到了“福利国家大众民主”(“welfarestatemassdemocracy”)的活力和他过去小视的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在这场变革中的作用（哈贝马斯，1999a：xxxii）：

　　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巨变构成了链形事件，它不仅是电视转播的一个历史事件，它自身正是通过电视转播的方式完成的。大众传媒不仅起到了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作用。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不同，电视使得游行民众在广场和街道的真实在场转变成为无所不在的在场，因此，它们展现出了革命力量。

　　由于哈氏公共领域理论的精深、国内研究的有待深入和笔者的能力所限，在这里只能提一些个人的浅见。正如卡尔霍恩所言，《公共领域》一书的最大贡献不在于给出了某种权威性的论断，而在于它作为一部硕果累累、灼见四射的发电机，不断激励着新的研究、分析和理论（Calhoun，1992：41）。欧美学者对它的褒扬和批评都证明着它的价值。如果我们抽去“资产阶级”的限定语，那么公共领域作为一个有待实现的目标，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的中国的情境下，也是很有研究和借鉴意义的。首先，一个合理而健康的国家应当努力营造一个公私分明、自由和责任界限清晰的社会。其次，现代法治国家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媒介环境，使传媒与国家、社会和公共形成良性互动，维系民主与法治；第三，传媒应明确和维护自己的社会公器角色，成为公众的信息平台和公共论坛，防止在不良政治和经济势力的侵蚀下退化。第四，传媒所传递的是社会中负责任的成员的理性的和批判性的声音，而不是非理性的和被操纵的意志；第五，传媒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仍就是一个基本方法，但是必须有所发展；第六，传媒与高新技术和新经济的关系以及新技术对传媒和社会的影响有待深入研究。（本文在2000年10月20~21日举行的世界新闻传播100学术研讨会上宣读）


　　参考文献
　　一．西文

Arendt, Hannah(1958),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Boorstin, Daniel(1961),TheImage:
A guide to Pseudo Eventin America, New York.

Brunner, O. (1943),
Staatund Herrshaft, Bruenn.

Calhoun, Craig(1992),“Introduction”,
in Craig Calhoun(ed.),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ass.

Dahlgren, Peter (1995),
Televis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London.

Dewey, John (1923),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Chicago.

Garnham, Nicholas (1992),“The Media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Craig Calhoun(ed.),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ass.

Habermas, Jurgen (1997)[1964],
“The Public Sphere,” in Peter Golding and Graham Murdock(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edia,
II, Cheltenham, UK.

Habermas, Jurgen (1962/1989), Struktur wand elder Offentlichkeit,
Frankfurt/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Boston.

Keane, John(1984),Public and Late Capitalism.
To warda Socialist Theory of Democracy, Cambridge, UK.

McCarthy, Thomas (1978),
The Critical Theory of Jurgen Habermas, Cambridge, Mass.

Schudson, Michael(1982),“Was There Evera Public Sphere?
If So, When? Reflections on the American Case”,
in Craig Calhoun(ed.),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ass.

Schumpeter, Joseph(1918), Die Krisedes Steuersta at s, Leipzig.

Verstraen, Hans (1996),
“The Me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in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11.

　　二．中文

　　曹卫东（1998），“从‘公私分明’到‘大公无私’”，北京：《读书》1998年第6期。

　　杜耀明(1997)，“新闻自由：可变的公共空间”，香港：《明报月刊》1997年5月号。

　　[美]戈尔曼，罗伯特（1990），《“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重庆：重庆出版社。

　　[德]哈贝马斯（1999a），《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

　　[德]哈贝马斯（1999b），“关于公共领域问题的答问”，梁光严译，北京：《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

　　[德]哈贝马斯（1999c），“兽性与人性——一场法律与道德边界上的战争”，北京：《读书》1999年第8期。

　　孟威（2000）：“‘合理化’的意义与实现”，北京：《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2期。

　　欧力同（1997），《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重庆：重庆出版社。
　　
　　汪晖、陈燕谷主编（1998），《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

　　翁秀琪（1993），《大众传播的理论与实证》，台北：三民书局。

　　张锦华（1994），《传播批判理论》，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附录：

　　《旁观者》的宗旨

　　（《旁观者》第十期，1711年3月12日）

　　艾迪生
　　我非常满意地听说，在京城里大家天天打听我这家刊物的事，每天早上文章一登出来，大家都认真、专心地看。出版商也对我说，现在每天报纸已经发行到了三千份。这就是说，假定每份刊物有二十个人看（这是我客气的估计），那就可以断定，我在伦敦和威斯敏斯特两地大约拥有六万名信徒[13]——这些人不同于他们那些浑浑噩噩的同胞，而是（我如此希望）立志要把自己从愚昧无知的状态中摆脱出来。这么一大批读者既已召唤起来，我自然要不遗余力，使得他们的教育引人入胜，使得他们的消遣富有实效。为此，我要竭力让道德带上机智的光芒，让机智受到道德的制约；那么，可能的话，读者在对今天进行思考之中也就可以从两方面得到教益。另外，为了使他们的美德和决断不至于仅仅变成短促、匆忙、断断续续的思想闪念，我决心每天不断地使他们重温自己的心得，免得让它们随着时代潮流一同堕入罪恶和愚昧的无望状态。人的心灵犹如田地，一旦弃而不耕，则愚妄之念便如杂草滋生，惟有依靠持久不懈的教化才能将其刈除。有人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了人间。我不自量力，愿意让人说我把哲学从私室、书库、课堂、学府带进了俱乐部、会议厅、茶桌、咖啡馆之中。

　　一切治理有方的家庭，每天早晨都要抽出一个小时享用早茶和奶油面包。我要特别向这些家庭推荐我自己沉思默察的成果[14]，并且诚恳劝告他们，为了对他们自己有好处，应该把本报当作茶点的一部分加以预订，以便及时浏览。

　　培根爵士说过，一部精心撰写的好书，跟它那些对手竞争起来，就像摩西的蛇[15]一样，能把埃及人的蛇全部一口吞掉。我自然不会狂妄到认为凡是《旁观者》所到之处，其他报刊一律为之敛迹。但是，如果能把本国的实况告诉读者，比起让他们自己去打听在莫斯科公国[16]或者波兰所发生的事情；或者说，在我们进行消遣的时候，究竟阅读那些有利于消除无知、忿怒和偏见的作品，还是阅读那些容易煽起仇恨、使得敌对情绪难以和解的作品——二者到底哪一个更有好处，我愿意提请读者自己考虑。

　　其次，我要把本刊推荐给那些我理当看做兄弟和盟友的人每天阅读——我指的是那些和我同属旁观者之流的绅士们：他们身居尘世之中却不为俗务所牵，或因家道殷富，或因生性疏懒，于冷眼旁观世人之外别无他事。在这个阶层里包括耽于空想的商人、挂名的医生、皇家学会的会员、不爱辩论的律师，以及丢人差事的政治家；一言以蔽之，就是那些把天地看做大剧场的人，他们的志愿是对于人间戏剧中的各个角色作出正确的判断。

　　还有一批人，我同样要把他们算在自己读者的圈子里；对这些人，我称之为社会的空白点，因为他们头脑空空，每天只好指望在处理事务或与人交往中捞到一点思想。我常常用怜悯的眼光看着这些可怜的人，当我听见他们刚一碰到什么人，就问人家：有什么消息没有？——他们就靠着这种办法去搜集自己的思想材料。这些脑子贫乏的人不挨到上午十二点就不知道应该开口说些什么，因为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对于当天的天气才有了可靠的判断，才知道风往哪个方向刮，而且也知道了荷兰的邮船[17]到底来了没有。我真心实意地请求他们，与其天天依赖自己碰上的头一个人，与其天天根据上午接受了什么思想影响再来决定自己在这一天里究竟应该庄严肃穆还是嬉皮笑脸，不如干脆待在自己房间里读一读我们的刊物。我保证：一定每天向他们灌输稳健可靠的意见，使他们在十二小时以内不乏清谈之助。

　　然而，比起其他各界来说，本报对于妇女界要算最有用处了。我常常觉得，我们没有尽力量、想办法让我们的女同胞有些正当事业和消遣。虽然为她们似乎也安排了一些娱乐活动，但多半只是把她们当作妇人女子，而没有把她们看成万物之灵的人类。梳妆台就是她们的用武之地，把头发梳理成某种样式就是她们生活中的大事业；用一个上午挑拣出一副缎带就是了不起的工作；到绸缎店、杂货铺走那么一趟就累得她们一整天再也干不了别的什么事了。缝纫和刺绣是她们的正业，做果酱和甜食是她们的苦活儿。这自然是指一般妇女而言。据我所知，另有不少妇女，生活方式高雅，见客谈吐不俗，活动在知识与美德的高尚领域之中，不仅衣饰华贵，而且还有心灵之美，须眉之辈见之，不唯爱慕不止，敬畏之心也油然而生。我希望通过出版这份刊物来扩充这一类妇女的人数；尽力把本报办成一种即使无益、至少无害的消遣读物，把妇女读者的心思从那些极无聊的琐事中吸引过来。同时，即使对于那些最美好的人性典范，我也愿再加琢磨，使之更臻完美；因此，我除了指出在她们身上那些足为女性之光的美德，也要指出在她们身上那些构成女性之累的瑕疵。所以，我希望这些温柔善良的读者们每天为本报拿出一刻钟时间，因为她们手里的时间多的是，扔掉这么一刻钟也耽误不了她们的正事。

　　我知道，许多好心的朋友非常为我担心，觉得我天天出报，目不暇给，怕我不能把刊物一直这么生气勃勃地办下去。为了让他们在这方面安心，我可以忠实地答应他们：一旦文笔枯窘，立刻停刊大吉。我这么说，可能会被一些小能人当作对我大加嘲笑的话题。他们也许会不断向我提醒我说过的话，要求我实现诺言，正告我停刊的时辰到了，等等，等等。因为那些小机灵鬼们只要抓住一个可以卖弄口舌的把柄，是绝不肯放过向善良君子说说俏皮话的机会的。然而，请他们也不要忘记：我这么说，也就等于提出了免诉申请，取得了不受类似嘲弄的权利。（摘自《伦敦的叫卖声》：19~23，文字略有改动）

　　[1]又译“公共空间”（港台）、“公共圈”（日本）。

　　[2]近有一文评述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但与公共领域理论无直接关联，也不涉及传媒（孟威：2000）。

　　[3]重庆出版社的大工程“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第一批书目中有哈氏的《交往与社会进化》（1984年版）、第三批书目中有哈氏的《交往行动理论》（第一、二卷）（1994年版）。

　　[4]1989年9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就《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英文版问世举办了一次国际性研讨会，到会者有来自文、史、哲、传播学和社会科学各领域的欧美学者（Calhoun,1992:viii）。

　　[5]笔者多次在学界谈及，对于德国这个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的发源地，中国大陆至今尚未有一本正式的专门出版物予以译介，1999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曹卫东先生等人的德文译本《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问世，不但对整个学术界是一项善举，也让多少弥补了一些缺憾（同时出的中译本还有哈氏的《认识与兴趣》和《作为生产和技术的意识形态》）。

　　[6]阿伦特的用语是public domain。

　　[7]三联书店1997年出版的《伦敦的叫卖声》一书收有斯蒂尔和艾迪生在《旁观者》发表的3篇文章，参见本文附录。

　　[8]哈氏在其他著作中指出，从19世纪末开始，自由资本主义（liberalcapitalism）转变为他所谓的“当下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有人译为“晚期资本主义”，本人认为不妥）或“有组织的资本主义”（“organized capitalism”）、“发达资本主义”（“advanced capitalism”）。

　　[9]几乎与哈氏同时，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创造了“假事件”(“pseudo-event”)一词，后演变成“媒介事件”(“media event”)（Boorstin，1961）。

　　[10]该书出版之初，德国国内的一些左翼青年抨击它排斥了无产阶级公共领域，未能充分把握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日常生活（包括大众传媒），夸大了被理想化了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解放潜能（Garnham，1992：8）。

　　[11]哈氏称之为传播“信念”的报刊（哈贝马斯，1999a：221）。

　　[12]他在1999年北约—南斯拉夫战争中的立场表明了这一点（哈贝马斯，1999c）。

　　[13]“信徒”指读者。

　　[14]指作者在《旁观者报》上发表的评论。

　　[15]摩西的蛇，典出《出埃及记》第七章：摩西和他哥哥亚伦在埃及法老面前施行法术，亚伦把杖丢下，变成一条蛇。埃及的术士们丢下各自的杖，也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此处作者把亚伦的杖化蛇误记为摩西的事。

　　[16]莫斯科公国，俄罗斯的古称。

　　[17]邮船来了就带来新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