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提出“法治文化”这个概念以来，我一直在思考法律文化与法治文化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的初步思考结论是：从形式意义上来讲，法律文化与法治文化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我们从两者的形式要件来看，其观念、制度、规则等，没有实质性的差别；但如果从其内容上看，它们之间有一个实质性的区别，即法律文化是一个中性概念，法治文化是一个价值概念。法律文化有好的也有坏的。法律文化可以是正价值的文化类型，也可以是负价值的文化类型，可以用来表达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任何一种法律文化类型，希特勒时代的法制也是一种法律文化，独裁专制也是一种法律文化；而法治文化是有价值要求的，法治文化必须包含一种正价值，法治文化应该是蕴含了人类历史上各种正价值的文化类型，不论从制度到观念，都必须是包含和反映人类的基本价值，即应该是反映人类进步的、先进的、优秀的法律价值理念和法律制度构造，具体而言，法治文化应该是包含了民主、人权、平等、自由、正义、公平等价值在内的人类优秀法律文化类型。在这样一个理解的基础上，来构建法治文化的结构，这是我思考的一个主要观点和结论。

　　  

　　 对“新法治十六字方针”的解读

　　 按照以上的思考，我想从解读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新法治十六字方针”入手，来看看法治文化和法律文化的关系。

　　 十八大提出了“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是十八大明确提出的四句话十六个字，我把它概括为“新法治十六字方针”，为什么说它新呢？因为它和原来的法制建设十六字方针是有所不同的，原来的法制建设十六字方针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不仅仅是四句话十六个字的不同，而是表达了一个全新的且超越的法治理念。我认为，“新法治十六字方针”就是法治文化的体现，而原来的法制建设十六字方针是法律文化的体现。原来的法制建设十六字方针中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是形式法制的要求，并没有讲明是什么样的法，而“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也是形式法制的要求，对于法的内涵没有提出什么要求（当然可以解释为有良法的要求）。而“新法治十六字方针”是有价值要求的，是整体的法治运行机制，对法治的四大环节即立法、执法、司法、守法都提出了不同的价值要求。下面，我将从法治文化的视角，从法治的四大环节来对“新法治十六字方针”做些个人的解读。

　　 新十六字方针在讲到立法时提出的是“科学立法”，我特别注意到没有提过去的民主立法，虽然在报告的其他部分也提到了民主立法，但新十六字方针中为什么没有突出民主立法，而使用了“科学立法”的概念？这其中还是有很大的思考空间和研究余地的，法治文化的研究恰恰应该关注这个。这些年国际社会对民主的讨论以及我们对民主的反思，有很多新的发展，从历史的和现实的实践表明，通过民主的形式立出来的法也不一定是个好东西，希特勒的法律就是通过民主程序得出来的。民主化只能是采用程序化的方式解决多数人同意的问题，但经过民主化的方式不一定必然导致科学化（这还不包括那些借民主之名而行反民主之实的事件和行为）。比如有些科学问题、学术问题、技术性问题、专业化程度较高的问题等，还得遵循科学规律和学术规律，而不是多数人说了算。但我们不能用反命题而退向专制化，说民主解决不了科学化，是否专制就可以解决科学化，这样的提问本身是归谬的。民主不能解决真理问题，即民主不一定会导致正确决定，民主只能保证多数人意志的形成，仅此而已，这也是民主的主要价值所在。这是我们经过多年的思考得出的一个很重要的认识。民主解决的是多数意志的问题，民主只能做到这一点。民主是程序化要求，民主最主要的价值就是通过程序化要求反映多数人的意见。而“科学立法”的内涵就很多了。什么叫科学，什么叫不科学？“科学立法”可以将立法中的许多价值含量都能包括进去。比如公平这个价值，要不要体现到立法里面？立法公平了是不是就是科学的呢？当然我们讨论的时候，还是要把公平和科学分开来考虑，科学有科学的含义，比如科学追求理性化，追求这种可计算性，可预见性等，但从科学这个大的方面去看，法律制定的是公平的，就是科学的；立法具有可预见性、可操作性，就是科学的。如果出台的法律根本就实施不了，口号喊得再高也无济于事。所以，“科学立法”是一个高度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