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腐败的存在，已由早年的软文宣传，发展到收受红包、车马费，甚至于利用舆论监督“代租”公众知情权；也由记者个体，发展到记者站甚至代表报刊最高意志的编辑部的集体行为；随着技术带来的革命，并无采编资格、仅依靠特殊环境垄断新闻二手传播的各类门户网站，亦成为权钱交易之重镇。
    在一些地方，记者已不再是“无冕之王”，而是集公务员、维权者、检察官、审判长、获利人于一身的怪物。变异的制度环境正是成就这一怪物的土壤。对传媒业全面启动市场化改革，通过良好的市场化竞争，或许才是破解新闻腐败的唯一有效途径。
     Part01丨新闻寻租的三个历程
    第一时期，正面宣传或软文。1980年代开始，媒体由政府包办的直属单位“转型”为企业化运作的事业单位。由于原有党报体制未有应对行业寻租的制度设计，记者通过“正面宣传”获得物资或现金回报的现象较为普遍。至1980年代末，一种介乎新闻报道与广告推销之间的“软文”出现。这可谓“有偿新闻”的早期形式，至今仍有市场。
    第二时期，“红包”与“车马费”的盛行。进入90年代，记者出席新闻发布会拿“红包”成为主流，先由新闻率先开放的娱乐体育开始，进而是产业经济，甚至到时事政治。大量采编人员流入公关公司加剧了这一形式，如今此类灰色收入已构成大部分记者收入的一部分。
    第三时期，即1990年代末开始，报刊由“卖方市场”转入“买方市场”，以揭黑实现新闻寻租成为一种新的形式。山西“封口费”一事，足以佐证这一态势的恶劣与严重。
    时至今日，相当一部分地方记者打着新闻报道乃至舆论监督的旗号，巧取甚至勒索钱财，导致个人道德品质、法制底线与新闻职业角色的严重异化。
    Part02丨记者站腐败与编辑部买卖
    从“事业单位，企业运作”之日起，记者站就承担了媒体“开辟财源”的重要使命。在广告“买方市场”的压力下，市场化并不充分的新闻单位通常大量聘用本土“能人”负责发展记者站，其主要任务就是拉广告和组织写“软文”。
    这类记者站的出现与决策，实际正是代表报社最高意志的编辑部集体买卖。
    2008年震惊中外的“三鹿毒奶粉”事件中，已经庭审的消息显示，三鹿为防止“毒奶粉”消息影响公司销售，曾先后重金收买了湖南、湖北等地的媒体，以致这些媒体已采写的报道均未能如期发表。
    Part03丨网络转播权寻租新态
    有别于报刊、电视、广播等传统新闻媒体，中国独有的门户网站利用其对新闻二次传播的垄断地位，实现第二次新闻寻租，已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新闻腐败新态。
    同样在“三鹿毒奶粉”事件中，搜索引擎行业暴露出的肮脏一幕，更向外界发出了一个可怕的信号：占据垄断地位的搜索引擎，其独立性和公正性在商业力量的围剿中已显得苍白无力。
    在2008年9月，有网民将三鹿集团的一个内部文件上传到论坛，称该公司计划投放300万元，寻求百度协助屏蔽关于三鹿集团的一切负面新闻。9月13日出版的《21世纪经济报道》，以三鹿“真假公关战”为题报道了三鹿危机公关与百度之间的瓜葛。记者用网上广为流传的热帖标题“三鹿，在小朋友的生命健康面前请不要表演”作为关键词搜索，9月12日下午：google显示11400篇，而百度仅能显示11篇。9月13日上午：google显示11800篇，百度仅54篇。
    实际上，网络传播权的新闻寻租并不止于此。一名面向中产阶级的财经门户网站的副总告诉我，他们经常利用负面新闻与所涉企业直接洽谈广告合作，通常是删除多少条新闻支付多少现金。
    中国门户网站可谓全球新闻界的一道奇观。其他国家很难再找到一个与中国门户相比的网站：它每天供应1-2万条新闻，每百万人中就有6万人点击它的网页。这种“新闻超市”开始在中国日趋强势。但门户网站上的新闻，除了少量文化、娱乐、体育属于其自采外(仍靠打擦边球)，其他全部来自于传统媒体。
    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为例，其下辖多家子报子刊每年投入采编运营方面的费用在2亿元人民币以上，但像新浪这样的门户网站，早期每年只需支付20万元，就可以转载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所有报纸的原创信息。门户网站如同国美电器一样，已对新闻的渠道传播形成垄断，而绝对的垄断同样意味着绝对的腐败。
    Part04丨如何打破寻租式链条
    根据国内外权威学者的见解，目前世界上的媒介体制大致可分三种类型：其一，以美国为首的私有私营为主的媒介体制；其二，以西欧为代表的公营和私营并举的媒介体制；中国则完全是另一模式——绝大部分国有国营和实行有限商业运作的媒介体制。
    新闻腐败通常也发生在第三种体制中。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的何增科博士在其《反腐新路》一书中所言：“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事业单位兼有官办和商业化运作特征的体制，是该领域各种不正之风产生的制度根源。”
    实际上，连一些新闻监管者亦懂得利用其行政管制或曰“禁止报道”之权力，实现新闻寻租。这可谓新闻腐败之最高形式。
    我采访并率先曝光了湖南省郴州市“三不准”宣传部长樊甲生。
    樊甲生主政郴州宣传工作期间，找到一条发财门道：当一些非法开采的小煤矿发生严重矿难事件后，樊甲生常常要求在第一时间对消息进行封锁，而后可获得矿主赠送的干股或现金回报。期间，他以市委宣传部的名义下发了一个“三不准”文件：即不准给外来媒体提供新闻线索；不准接待外来媒体记者；不准与外来媒体记者串联、合作等。故人称“三不准”宣传部长。
    2007年11月5日，樊甲生因受贿、行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三罪并罚，被判处19年徒刑，其与妻子盘丽艺受贿所得赃款200余万元及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家庭财产400余万元予以追缴，上交国库。法院认定，主管宣传工作的樊甲生，其中多笔贿款涉及矿山办证与开采。
    跟樊甲生案颇为类似，在网络报记者关键被拘一案中，河北省张家口市一位宣传主管官员，是以“中间人”身份周旋于媒体与煤矿之间，一方面对媒体施高压之手；一方面又替矿主行贿媒体及其从业者。这种特殊的身份转变，已使“禁止报道”不仅仅再是引导、控制舆论的执政工具，而已异化为资本左右新闻的权钱交易。
    值此，有必要反思现行体制。
    一个拥有超过100万名从业者的行业，若无相应的一部法律制约及保障其从业者的权利，隐患可谓无穷。实际上，人的道德自律与制度推进同样重要。只是制度解决的问题，无论从广度还是速度、深度上都远优于个体的道德自律，所以在倡导道德自律的同时，不妨以更为坚定和勇毅的决心去推动制度的改革。
    现实表明，媒介制度的设计(或自然形成的)缺陷，已经到了不得不改革的时候。我认为，解除报禁，并举新闻专业主义与市场机制，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罗昌平，资深财经媒体人，著有《递罪》。本文首发于2009年《南方传媒研究》，转载自仟言万语（ID：mediawords），对原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