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腐败通常也发生在第三种体制中。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的何增科博士在其《反腐新路》一书中所言：“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事业单位兼有官办和商业化运作特征的体制，是该领域各种不正之风产生的制度根源。”
    实际上，连一些新闻监管者亦懂得利用其行政管制或曰“禁止报道”之权力，实现新闻寻租。这可谓新闻腐败之最高形式。
    我采访并率先曝光了湖南省郴州市“三不准”宣传部长樊甲生。
    樊甲生主政郴州宣传工作期间，找到一条发财门道：当一些非法开采的小煤矿发生严重矿难事件后，樊甲生常常要求在第一时间对消息进行封锁，而后可获得矿主赠送的干股或现金回报。期间，他以市委宣传部的名义下发了一个“三不准”文件：即不准给外来媒体提供新闻线索；不准接待外来媒体记者；不准与外来媒体记者串联、合作等。故人称“三不准”宣传部长。
    2007年11月5日，樊甲生因受贿、行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三罪并罚，被判处19年徒刑，其与妻子盘丽艺受贿所得赃款200余万元及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家庭财产400余万元予以追缴，上交国库。法院认定，主管宣传工作的樊甲生，其中多笔贿款涉及矿山办证与开采。
    跟樊甲生案颇为类似，在网络报记者关键被拘一案中，河北省张家口市一位宣传主管官员，是以“中间人”身份周旋于媒体与煤矿之间，一方面对媒体施高压之手；一方面又替矿主行贿媒体及其从业者。这种特殊的身份转变，已使“禁止报道”不仅仅再是引导、控制舆论的执政工具，而已异化为资本左右新闻的权钱交易。
    值此，有必要反思现行体制。
    一个拥有超过100万名从业者的行业，若无相应的一部法律制约及保障其从业者的权利，隐患可谓无穷。实际上，人的道德自律与制度推进同样重要。只是制度解决的问题，无论从广度还是速度、深度上都远优于个体的道德自律，所以在倡导道德自律的同时，不妨以更为坚定和勇毅的决心去推动制度的改革。
    现实表明，媒介制度的设计(或自然形成的)缺陷，已经到了不得不改革的时候。我认为，解除报禁，并举新闻专业主义与市场机制，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罗昌平，资深财经媒体人，著有《递罪》。本文首发于2009年《南方传媒研究》，转载自仟言万语（ID：mediawords），对原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