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非法证据的排除强令当事者提出证据。比如刑讯逼供，你说他刑讯逼供了，请你拿出证据来。有几个人拿出证据来？除非碰到律师，如河南有一个律师叫李奎生很棒，判他有罪是一个冤案，公检法司四家联合起来成立专案组，非把李整死不可，最多是一次给他加了8个罪名，反正不是这个就是那个，要收拾他，打得一塌糊涂。打到什么程度？打到他在法庭上陈述他怎样被刑讯逼供时，（据说）全场掉眼泪。他捧出被打的血痂，“法官这就是证据。”这个血痂拿上去法官就傻了，证据在那里不好伪造啊，说他伪造血痂很困难。这是碰到了律师，一般的小官哪有这样的技巧和水平？非得要他拿出，他上哪里拿？我的当事人被关七年，被打得一塌糊涂，那个伪证真的很难细说，法院非得让你去拿证据，很不文明。司法改革这一环应当作为重点。
    四是判定文书的规范化、法律化。我们的判决书讲得不好听的话是“不讲理的判决文书”，没有理，老子就这样。这不可以。判决文书的制作应当规范、必须规范，而且应当有法律的制约，这样才行。从另一方面讲，作为法院判决，是代表国家制度的判决，在那里是否应当树立起某种道德规范？是否应当树立起某种社会行为准则？我们有吗？都没有。所以，在这方面应当说缺陷十分严重，需要改。
    五是要去政治化。我用9句话来说去政治化的内容：其一，彻底废除审判机关就诉讼进行的请示报告制度，只要是案子，没有那一说，什么请示什么报告绝对禁止。其二，上级审批不管是哪一类机关一律无效，而且审批入卷备查，口头审批应做记录。其三，审委会最好改为“判例委员会”或者“审判实务研究委员会”，名字都改。现在把名字还保留着，用途改了，这是不行的。比如现在的审判委员会还有一个“司法解释”的权力，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能做司法解释吗？宪法院的审判委员会能做司法解释吗？当然不可以。问题是你现在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绝大部分是越权的，侵犯了人们的立法权，为什么还要这样的审判委员会？那怎么办？很好办，常委会的所有立法都要求同时制定实施细则，如《刑事诉讼法》出来了，《刑事诉讼法实施细则》相应制定；《民事诉讼法》修救了，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修改细则》同时出来了，这样问题就解决了，为什么一定要搞这样一个不论不类的玩意儿在这里瞎胡闹？其四是专家在审判中对诉讼的论证一律无效。关于这个问题我不细讲了，因为我旁边几位都是专家，我怕给他们抹黑，真的很不好看，他们的论证真丢脸，我看到了，丢脸。其五，舆情舆论。对于审判、诉讼绝对不允许它有影响或者指导作用。其六，审与判不得分离，不能说这个案子在吉林省，结果判在北京，不能这样。同时审检要分离，这两家不能穿一条裤，两种职能应当互相制约、互相分离，这是其七。其八是严禁专案组办理诉讼。其九，不能用政治口号判案，比如“三个至上”，我早就讲过这个是狗屁，结果事实是这个指导我们。司法改革问题我这就几句话在这里抒发了一下。
    下面讲律师怎么改革，律师需要什么。
    第一点，这一块改革需要一个理论基础，应当明确提出建立中国律师法学。这两天我加班拟草了一个框架，因时间关系不能多说，但我希望在座朋友们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中国的律师法学应当建立起来。与此相适应的是第二，要建立中国的律师学院，不是律师培训班，律师培训班是另外一回事。这次我不得说由全国律协出面办一个中华全国律师学院，它一定是高于一般法院的，有专业性。比如，是不是应当考虑建立一门学科叫证据心理学，因为关于证据问题现在搞来搞去太复杂了，律师在这里面怎么样把心理学从静态引向动态，与政治法学结合在一起加以研究，我认为有助于很多问题的解决，尤其是在律师实务上，而这应当是律师学院的工作，不可能要求每个法学院来都来考虑这个问题。第三是管理制度需要改革，我自始否定所谓“两结合”的管理制度，没有“两结合”，按中国现实来讲注定是大鱼吃小鱼，注定是以大欺小，也就是说注定是司法程序把律师协会吃掉。有人说你为什么搞特殊化，我说不是搞特殊化，而是特权太厉害了，这样就打架了，我们每天不能靠打架过日子，惹不起躲得起，我离开北京律协是因为惹不起了，律师行业必须自治，也只有自治才能搞得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关于分所的设立，分所设立应该有规则有制度，现在的分所有虚有假，很大部分的律师事务所是为了赚钱，千方百计去赚老百姓的钱，对此我极不欣赏。这还有一个问题，也就是第三点。
    第三点，合作制度管理需要研究。目前很多合伙人是不办案子的，合伙人是老大，往那儿一坐，每个月有多少工资我不知道，反正什么都不做，将近千人养活他，而这些都是大律师、名律师、好律师，如果好律师都干这个，我们的队伍可能就完蛋了，合适吗？讲得不好听，这是一种变相的剥削。
    另外，律协党委书记必须规定为律师，律协党委书记不是律师是不可以的。现在不一样，都是其他人当，他们说党领导一切你服不服。这必须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