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怎么说呢！

广州的“小蛮腰”我还不知道是人、是物、是怪、是魔；那里的桂花友人发来了图片依然幽香浓郁着！异木棉花也正如唢呐一样的“吹”着；北京的天空是这样的冰凉，窗外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中被冰浆上了一层，还在坚强地摇曳，这样的季节感受南国的一次冷与暖的岭南行。

来接我们的是石大哥，石大哥有三个名称：石书记、石总、石叶贵，我与他在京城的时候混久了，相互知道点“底细”，多数称之为石大哥，如若再激动一点干脆以大哥相称为快！石兄像只候鸟，春尾秋初的时候在北京，头戴草帽，脚穿草鞋，手握镰刀或锄头在其农家院中点豆、种瓜，锄草、割秧，搭架、垒石，院中名曰“豆瓜棚”，而我的书斋名为“豆瓜棚”久也，我少、青年间在乡村犁锄、插秧，见过的豆瓜颇丰，虽客居京城的日子长着，心中偶有怀念之，且我的创作体裁多以故乡农村为主，因之，我的“豆瓜棚”书斋在文学界也颇有了点名声。“豆瓜棚”没有遮住石兄黝黑的皮肤，却锻炼了他优健的体魄，我与他曾经分别在二“豆瓜棚”里比试过各自的肌肉，也曾幽默的傻笑......他少年生活在广州，中青时代又在湖北十堰工作，后来又到广州、北京等地，难怪他的线上名字总以“走南闯北”者为居。我妻故乡在湖北十堰郊区，正是“走南闯北”那段时间工作生活之地，有时酒甜之时，他谈到在妻蔬菜队“偷挖”蔬菜之时憨笑半天，因之又多了一层悠远的故事。

一

从北国走来，行至在卯时的花城，在车里，回头再望望广州白云站，霓虹灯依然点缀着车站傲慢的身姿，不情愿落下。

满眼是挥霍的绿。北方此刻应是万物凋敝，骨骼分明地指向天空，而这里的榕树、紫荆、棕榈，却依旧丰腴得近乎慵懒，枝叶肥厚，绿得沉甸甸的，仿佛随时能滴下油来。那种绿，不是新生时的稚嫩，而是经过长夏酷暑沉淀下来的、有些老辣的苍翠，看着它，竟无端感到一丝疲惫。我想起那些在暖气房里对着枯枝描摹“寒林”的古画，此刻显得那样遥远而抽象。

“走南闯北”的确走南闯北，旅游的攻略半月前都已经做好了，与孩子美多的攻略基本重合。

中午在北京居住的友人游兄文礼君也从深圳来了，游兄在企业管理方面独树一帜，近来被深圳某企业聘为顾问。在京我与之多有在生活和友情方面探讨交流，闻说我们来花城专程来此与我们会合。

石大哥说：“你们从北京来，就先到北京路吧！”

北京路上，又换了一副面孔。

它是一条古老的街，那里可以领略到广州的曾经，现今的热闹似乎欲掩盖曾经的华丽、沧桑乃至于多愁善感！这里没有园林的边界，那热闹是敞开的，流动的，铺天盖地的。古老的拱北楼遗址沉默地嵌在现代的地砖下，像一块时间的化石，任由无数鲜亮的鞋履从它身上踏过。两旁是骑楼，连绵不断，形成长长的、阴凉的走廊。廊下是各色店铺，卖广式腊味的，卖凉茶的，卖时髦衣饰的，卖手机配件的……喇叭里播放着促销的粤语吆喝，商家们有的穿着古典的衣裳在户门外说着粤语式“官话”，与行人嗡嗡的谈笑、街心车流的穿梭声混在一起，煮成一锅沸腾的、充满生活气的粥。空气里飘着复杂的味道：刚出炉的蛋挞的甜香，姜撞奶的奶香与姜辛，还有烧鹅油亮的、略带焦糊的肉香。长期在京城负责接待的“走南闯北”在这里发挥了作用！哥是个细心人，细心的与我们介绍各个景点和景点里发生的古老故事，这里的风土民情，曾经沧海难为水的甜酸与苦辣。我们随着人流慢慢挪步，文礼兄喜爱摄影，擅于将摄影的角度、光影及人物的姿势配比发挥的恰到好处，摄影作品曾入选日本的一个摄影比赛宣传页封面上，琳琅满目的花花世界被古老的羊城街道的点缀与穿插下似乎让优秀的摄影师也措手不及，偶有跟不上队伍的担忧！小女美多对什么都好奇，一会儿要看玻璃柜里油光光的烧腊，一会儿又被橱窗中晶莹的虾饺模型吸引。我看着骑楼廊柱上斑驳的旧广告痕迹，若有所思。妻羽禾与一个凉茶铺的老伯比划着，试图搞清“廿四味”里到底有哪二十四种药材，语言的隔阂总让人啼笑皆非，幸亏有石大哥的解围。

广州的历史不是封存在博物馆玻璃柜里的，而是理直气壮的、烟火气十足的，生长在每一块旧砖、每一句市声、每一缕食物香气里的。

二

身为文人似乎都有点儿犟气，从冰冷的天地中走来，闯入到风花雪月的世界，尽管激动的情绪让人东张西望，溢于言表。毕竟还是人，有肉在身，疲惫还是有的，但，有勇力在心。

走进广州美术馆的新馆时，日头明显地向西倾斜了，新馆建筑本身便是一件巨大的、银灰色的现代艺术品，线条冷峻而流畅，安静地卧在珠江新城的天幕下。

走进去吧！外头那点暖昧的冬日天光，便被彻底隔绝了。

灯光是精心调配的，不是鲜亮，却足够将每一幅画、每一件展品从幽暗的背景中托举出来。这里正有一个岭南画派的特展。我一幅幅看过去，高剑父笔下翎毛的劲健，陈树人画中花卉的清新，黎雄才墨里山水的苍润。那些浓的、淡的墨，那些或清雅或秾丽的色彩，在宣纸上氤氲开来，仿佛还带着南国土地特有的、饱和的水汽与热度。这与我在北方常见的、干裂秋风似的笔意，是大异其趣的。北方的画，总像要挣出些什么，有一种内里的紧张与挣扎；而这里的画，即便画的是奇峰险壑，那笔墨也似乎是从容的，是与那丰腴的草木、润泽的空气和解了的。一幅《珠江春晓》前驻足良久，画中江水浩渺，两岸木棉花开如火。石、尤二兄陪在一旁，并不多言，只在某些画作前略略驻足，低声说一句：“这是某某年的作品，那时画家正客居澳门。”或是指着画角一枚小小的钤印，“这印文，是取自《楚辞》。”虽然不懂画，却懂那画里画外的人与事，懂那流转在笔墨之间的情怀，这比任何高深的艺术评论，更让我觉得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