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记协微信公众号近日发布的文章《比央媒还快！率先找到扁担女孩的是他们》，介绍了湖北日报传媒集团记者丁伟如何通过科学、合规的融媒体搜索方法成功寻找到“扁担女孩”刘同学的过程。区别于常见的“人肉搜索”，丁伟首先分析视频发布规律，确认拍摄地点特征，随后联系当地教育部门获取线索，最终完成实地寻访。这一过程既体现了融媒体搜索的高效性，又彰显了对隐私边界的尊重。

在数字时代，融媒体搜索功能已成为信息获取的核心工具。其技术特性决定了它既是公共信息服务的桥梁，也可能成为侵犯隐私的利器。随着《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于2025年1月1日正式实施，我国网络数据安全治理进入新阶段，对搜索服务的合法性要求也日益严格。本文旨在探讨融媒体环境中搜索功能使用的合法边界，分析“人肉搜索”“开盒”等异化现象的社会危害，并提出构建隐私保护法律规制、技术伦理与公民素养协同共治的三维治理框架建议。

一、搜索引擎的工具效率与隐私脆弱

搜索引擎作为融媒体时代的核心信息工具，其本质是利用计算机技术从互联网上搜集、处理各类信息供用户检索的服务。根据《互联网信息搜索服务管理规定》，搜索服务提供者需确保搜索结果的客观、公正、权威，同时明确付费信息比例上限，禁止通过虚假信息牟利。这种定位赋予了搜索功能双重属性。

从技术特征看，搜索引擎运作依赖网络蜘蛛自动抓取网页信息，理论上可覆盖绝大部分公开网页内容。这种机制决定了其开放性与公共性：搜索引擎不创造信息，而是作为信息中介连接信息生产者与使用者。

然而，技术中立性不等于价值中立性。当记者丁伟利用微信发布规律定位“扁担女孩”时，他实践的是逆向工程式的合法搜索，通过分析公开平台的信息传播机制获取线索，而非侵入非公开领域。这种方法与“人肉搜索”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尊重信息主体的隐私预设，后者则破坏隐私的技术边界。

但是，在近年来，“开盒”又作为一种新型网络暴力手段，呈现出低龄化、组织化和技术化的趋势。2025年初发生的“开盒孕妇”事件，不仅引发了公众对个人隐私保护的强烈担忧，更暴露出网络暴力、家庭教育、企业责任和法律规制等多层面的、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社会问题。

二、搜索引擎从工具理性到价值异化

当搜索功能脱离法治轨道，便异化为网络暴力工具。“人肉搜索”作为其极端形态，已从早期论坛协作模式升级为社交媒体时代的高效信息整合。这种升级源于三个方面：

1. 信息核聚变传播模式。 社交媒体平台的信息串联能力使碎片化信

息能被快速整合。在广东“高中女生琪琪投河事件”中，服装店主蔡某将监控视频截图发布微博后，网民迅速完成对琪琪姓名、学校、住址等个人信息的全方位曝光。琪琪不堪压力选择自杀，一条年轻生命因未经核实的“小偷”指控而消逝。类似事件中，网民通过“人肉搜索”披露当事人隐私信息，致其遭受现实生活中的无端骚扰。

2. 算法助推的群体极化。在资本逻辑驱动下，数字平台利用算法分

析用户兴趣，精准推送个性化信息。算法倾向于推荐情绪化、冲突性内容，使“人肉搜索”参与者陷入道德审判的集体狂欢，丧失理性判断能力。这种群体极化效应在社交媒体时代被几何级放大。

3. 技术异化的伦理危机。 资本逻辑下的数字劳动使参与者易陷入无

抵抗状态。普通网民在平台算法引导下，思维模式趋向单一，如同机器思维。当人与算法达到“同频共振”时，人可能丧失道德反思能力，甘于顺从，沦为资本操控的数据生产工具。这种异化使参与者只见“正义”目标不见个体权利，只见道德审判不见法律程序。

异化的本质是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碾压。在“人肉搜索”过程中，技术能力突破伦理底线，公共利益凌驾个体权利，道德判断取代司法裁判。正如一位作者所言：“牺牲个体权利获取‘正义’的社会，是无序和可怕的，无异于饮鸩止渴。”

三、隐私保护的法治框架与技术伦理

中国个人隐私保护法律体系不断演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2017年6月实施）确立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2021年9月施行）建立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2021年11月施行）确立“知情—同意”核心原则；《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2025年1月1日实施）细化场景化保护规则，定义“重要数据”。

《条例》的实施标志着我国隐私保护进入新阶段。面对数字时代隐私保护的脆弱性，构建“法理+技术+伦理”三维治理体系尤为必要：

1. 法律体系的精细化。《条例》在《个人信息保护法》“知情同意”

原则基础上，细化场景要求：“不得通过误导、欺诈、胁迫等方式取得个人同意”，且“收集个人信息为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所必需，不得超范围收集”。这为界定合法搜索与“人肉搜索”提供了明确标尺。

合法搜索：基于公共数据库、获得主体授权或符合《民法典》第1036条的“合理处理”情形。

违法搜索： 突破必要原则、违反知情同意、破坏技术防护。

《条例》创新性定义“重要数据”，即“特定领域、特定群体、特定区域或者达到一定精度和规模，一旦遭到篡改、破坏、泄露或者非法获取、非法利用，可能直接危害国家安全、经济运行、社会稳定、公共健康和安全的数据”，并建立年度风险评估机制，强化关键数据保护。

2. 技术伦理的人本化。 欧盟《数字市场法案》（DMA）2025年对苹

果、Meta的处罚案例提供重要启示（苹果因App Store“反引导”规则被罚5亿欧元，Meta因“付费或同意”模式被罚2亿欧元）。这些处罚直指技术伦理核心：不得利用技术优势剥夺用户选择权。

技术伦理的实践路径需强调“数智善治”（武汉大学容志教授所倡导），即利用数字智能优化公共治理，同时防控技术异化风险。需警惕“只见数字不见人”的治理偏差。正如容志教授指出的：“社会是高度复杂、多元的系统，人也是丰满、多面和立体的社会存在，而数字是个体或集体某类特征的抽象性表达。”

3. 公民素养的全面性。保护隐私需提升公众的数字素养与法治意识。

认知层面： 理解“公开≠可任意传播”原则，区分公共数据与个人隐私边界。

技能层面：掌握隐私设置、数据加密等技术防护手段。

行为层面：遵守《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第9条禁止的行为，如“通过断开相关链接或者提供含有虚假信息的搜索结果等手段，牟取不正当利益”。

记者丁伟通过分析视频光线推断拍摄时段，结合微信传播规律定位区域，最后通过正规渠道（教育局）核实信息。这种方法既发挥了专业能力，又恪守了法律边界与职业伦理。

融媒体搜索功能的合法性边界，映射了数字时代的核心命题，如何在技术效能与权利保障间建立动态平衡，答案不在技术倒退，而在法治完善与伦理觉醒。

技术中立性不能成为价值中立的借口。搜索引擎作为信息基础设施，需承担与其技术能力相匹配的社会责任，如《互联网信息搜索服务管理规定》所要求：提供客观、公正、权威的搜索结果，明示付费信息属性，建立用户权益保护机制。

隐私保护并非信息流通的对立面。《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建立的“数据分类分级保护”与“重要数据风险评估”制度，正是为了在保障安全前提下促进数据有序流动。欧盟DMA同样致力于平衡二者：一方面强化用户数据控制权，另一方面要求平台提供数据互操作性支持。

记者丁伟寻找“扁担女孩”的案例揭示了一条人本主义技术路径。尊重平台规律而不破坏隐私边界，利用公共渠道而不侵入私人领域，发挥专业能力而不滥用技术优势。这种方法既彰显了技术赋能的温度，也守护了隐私保护的底线。

当每一次搜索都伴随法律审视，每一次点击都蕴含伦理选择，我们方能在数字文明中实现真正的“数智善治”。技术应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而非人被技术逻辑异化。这需要法律制定者的智慧、技术开发者的良知与每一位数字公民的责任自觉。唯有如此，融媒体的搜索之光才能照亮信息之路，而非灼伤个体尊严。

正如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所言：“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在数字洪流中守护个体权利的尊严与价值，是我们这个时代紧迫的技术伦理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