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完善舆论引导机制和舆情应对协同机制” “加强舆论引导，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在舆情风险评估、回应社会关切、突发舆情应对等方面涌现出若干“好经验”，有待及时梳理总结，推动社会舆情风险治理工作持续优化升级。

近日，中国行为法学会新闻与传播法治研究专业委员会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治理研究院，联合发布《社会舆情风险治理成熟度报告2024》。

该报告紧扣“社会舆情风险治理”，以“风险管理成熟度”作为“抓手”，构建“PAF评价框架”，创新性提出“社会舆情风险治理成熟度指标体系”，包含了如下十大指标：

一、是社会舆情风险评估，梳理社会舆情风险评估的制度建设与实践创新；

二、是社会舆情风险预警，评价社会舆情在风险监测、预警与先期干预的措施；

三、是社会舆情“首次回应”，评价事发情况通报的速度、态度、力度；

四、是社会舆情“风险沟通”，评价突发负面舆情综合应对能力；

五、是社会舆情应对质效评价，反映社会舆情治理的事后复盘工作情况；

六、是社会舆情“风险内控”，反映社会舆情风险治理改革创新；

七、是社会舆情演练实战化，聚焦舆情应对实战演练的良好经验；

八、是社会舆情形象优化，反映公共关系、新闻宣传、形象建设工作；

九、是社会舆情“利益善治”，阐述社会舆情利益的妥善协调工作；

十、是社会舆情法治建设，反映社会舆情的法律制度建设和法治文化引导等。

《社会舆情风险治理成熟度报告2024》，应用“社会舆情风险治理成熟度指标体系”，通过对“制度”和“行为”两个层面，进行综合评价，得出我国社会舆情风险治理2024年度总分为88分，公共部门在舆情风险评估、风险预警、风险沟通、风险内控、舆情形象优化等方面表现相对突出。

《社会舆情风险治理成熟度报告2024》研究还提出了十项具体建议：

一、前移舆情风险治理关口，落实社会舆情风险评估；

二、开发与强化社会舆情“安全风险预测”、“安全风险预警”功能；

三、完善常见舆情回应方案，把握舆情回应“底线”，平衡舆情回应“快”和“稳”的关系；

四、注重社会舆情回应技巧，提升舆情情绪疏导效能；

五、建立健全社会舆情应对事后复盘与危机学习机制，整改“硬伤”与“漏洞”；

六、加强社会舆情“风险内控”，防范化解舆情风险；

七、推动社会舆情演练实战化水平，确保“应知应会”；

八、积极开展常态公共关系，提升舆情形象；

九、开展社会舆情“利益善治”，构建良好“舆情秩序”；

十、健全舆情管理法律法规，培育网络法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