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4）》显示，截至2023年底，中国职业网络主播数量已达1508万人，意味着每100个人中就有1个职业网络主播。聚灯光下的主播光鲜亮丽，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要想高薪，得付出极大强度劳动。一天只播一两场绝对不够，至少4场。我最多一天播过6场，不同场地、不同品牌，14个小时不停说话，一个月有一周这样的强度，薪水才能到1.5万元以上。”小杰（化名）2021年到浙江杭州市做职业主播，至今已经换过7家公司，因为多数小公司只会和主播签署劳务合同而非劳动合同，除非合同里有特别条款，公司与员工解除合同关系几乎不用付出成本，“至于五险一金的保障，不太敢想。”

  有一次直播后，不少订单退货了，实际成交额没达到预期，公司就要扣除小杰相应金额的工资作为补偿。“卖货多时没奖励我们，少了却要我们补。”工作时间长、强度高，劳动保障不足，让小杰陷入思考：工作责任、风险不应该与收入相当吗？一名主播到底该承担多少？

  专家建议，明确销售主体责任，保障消费者权益，也保障劳动者权益

  实际上，针对有直播间销售夸大其词、虚假宣传的问题，最近电商平台加大了管理力度，取得了一定成效。李南表示，平台政策经常调整，违禁词限制愈发严格。售卖保健品时，“大脑”“心”“肝”等词都不能提，一旦提及，就可能被降信用分甚至封禁账号。王凤龙也举例，以他们生产的莜面来说，主播可以讲有“饱腹感”，但不能提“减肥”。

  “一方面，法律法规对虚假宣传处罚力度不算小，但直播间销售，消费者较难举证。”张胜军说，另一方面，平台对违规主播做出暂停卖货等处理，但过段时间后，他们换个公司或账号，又开始带货卖货，让监督效果打了折扣。此外，通过电商平台跨区域购买已成为常态，市场监管属地管辖原则如何更好适应新情况，值得关注和探讨。

  “消费者在直播间只看到主播卖货，但其背后的主体关系比较复杂。”针对目前直播间销售消费者维权难问题，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商法研究中心主任吕来明认为，直播带货最应该明确的是责任主体是谁，“要明确谁在带货、带谁的货。”

  吕来明说，明确责任主体是约束平台、直播间及主播本人的有效前提，也是事后维护消费者权益、处理主播与背后公司纠纷的有效前提。直播带货很多是直播间接受商品公司的委托，吕来明认为，要分清是主播在虚假宣传、商品公司不知情，还是双方对虚假宣传均知情。“不同情况不同处理，谁违法就处罚谁，由谁负责赔偿，这样才有助于消费者更好维权。”他说。

  中国消费者协会消费指导部副主任赵宇认为，要压实平台的主体责任。她表示，电商平台应该进一步完善相关规则，建立黑、白名单，加大处罚力度，严厉打击直播间欺诈、售后维权困难等行为，“引导商家诚实守信经营，可以要求商家直播带货时把每种商品的介绍录屏上传，为以后可能发生的各种纠纷留存证据，力争将消费者购物后可能遇到的问题解决在购物之前。”

  直播带货属于新就业形态的平台经济，网络主播今年7月被列入“国家确定职业分类”的新职业劳动者，但网络主播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却不明晰。平台用工往往涉及多个经营主体，企业间关系复杂，还普遍存在层层转包的情况。

  对此，张胜军认为应该坚持事实优先的劳动关系认定原则，根据用工事实认定企业和劳动者的关系，“如果主播对个人包装、直播内容、演艺方式、收益分配等没有协商权，对电商公司呈现个体对组织的从属特征，一般倾向于认定劳动关系。既然如此，主播的劳动者权益就应该得到保护。”

  “与网络主播等新职业劳动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形成，在社会保险参保、缴费、享受待遇等方面仍存在短板。”张胜军建议，有关部门、公共机构可适时出台优惠举措，在就业培训、专业人才培养、扩大新社会阶层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等方面，对主播人才发展予以支持；行业协会、平台企业、直播企业等应采取积极措施，通过加强专业技能培养、项目资金支持、平台流量扶持、优化绩效考核、完善职级职称评定等方式，支持激励网络主播人才有序、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