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媒大学文化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程科告诉记者，最重要的原因是利益驱使，个人信息中蕴含着巨大的商业价值，特别是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通过对个人信息的大数据分析，可以为商业决策提供较为准确的依据，同时也使得个性化信息推送、定向广告投放等商业模式成为可能，在市场竞争中可以获得巨大的优势。

　　在程科看来，个人信息的收集常常具有隐蔽性特征，收集者与被收集者处于明显不对等的地位，用户对收集过程缺乏可感知性；加上相关法律规范存在模糊空间，比如如何解释“过度”，如何理解个人信息收集中的“最小且必要”原则，都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这些都让App运营商有恃无恐。

　　过度收集个人信息，也加剧了个人信息泄露、滥用的风险。安徽省宿州市公安局埇桥分局网安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用户访问网站或App，网络服务提供者未明确告知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获得用户同意前，就收集用户个人信息，或非因服务过程中所必需的场景，超范围、多次收集个人信息，像人脸视频、位置信息、通讯录数据，这些都容易滋生数据黑产，引发违法犯罪。

　　多管齐下强治理联合惩戒压责任

　　整治过度收集个人信息行为，迫在眉睫。相关部门也在积极行动。

　　11月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关于开展信息通信服务感知提升行动的通知》，列出了首批设立“双清单”、提升客服热线响应能力、优化隐私政策和权限调用展示方式的互联网企业名单，包括39家主要互联网企业，建立已收集个人信息清单和与第三方共享个人信息清单，并在App二级菜单中展示，方便用户查询。

　　11月14日，国家网信办发布的《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提出，数据处理者利用生物特征进行个人身份认证的，应当对必要性、安全性进行风险评估，不得将人脸、步态、指纹、虹膜、声纹等生物特征作为唯一的个人身份认证方式，以强制个人同意收集其个人生物特征信息。

　　在程科看来，解决过度收集个人信息行为需要立法端、司法端、执法端、用户端多管齐下。

　　他进一步解释说，在立法端，需要将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规则进一步具体化，通过分级分类的方式逐步建立具体可执行的标准。可以考虑对个人信息本身进行精细化分类，为身份数据、行为数据、特殊主体数据（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确立不同的保护标准；此外，对于信息的收集方，如各类App，进行分级分类管理，对其收集权限予以明确。

　　“目前，个人信息的保护仍然处于多部门联合执法的状态，设立专门的信息执法部门有助于明确职责，提升执法的专业性。”程科说，用户也需要提升信息安全意识，在使用App时阅读用户协议、隐私保护协议，发现个人信息存在被过度收集的行为时积极举报、维权。

　　郑宁也认为，消费者应提高警惕，保护好个人信息。在下载或使用App时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条款，不要随意开通涉及个人信息的权限；不要随意填写个人信息或上传带有个人信息的证件及复印件。如遇个人信息泄露或被非法使用情况，应立即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要压实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尤其对于敏感个人信息，App应该在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且采取严格保护措施的情形下，才可以处理。同时，行业协会应加强行业自律，健全黑名单制度，对违法企业和个人进行联合惩戒。”郑宁说。（见习记者 张守坤 记者 韩丹东 实习生 王意天 漫画/李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