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大幅调整消费税。基于调节收入分配、保护健康、节能减排等需要，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和税率水平，不符合节能、环保等技术标准的高耗能、高污染和严重消耗资源的产品纳入征税范围，并针对部分奢侈性产品和特殊消费行为，开征特别消费税。四是加快开征针对个人居住的房地产税、环保税，研究制定遗产税、赠与税等。一方面，增强税制的调节功能；另一方面，弥补减税带来的财政收入缺口。但需注意，应以不增加中低收入者的税负为开征新税和制度设计的前提。

　　其二，统筹税费关系，清理各类收费、基金。

　　一方面，清理、降低政府性收费、基金。继续大幅降低社会保障缴费率，减轻企业负担、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收费，适时取消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和水利建设基金等基金、收费。结合房地产税、环保税等税的开征，归并、取消相关领域的收费、保证金等。将条件成熟的基金和收费，尽快实现费改税。

　　另一方面，清理规范中介服务项目和收费，取消或降低部分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清理各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项目，破除中介服务垄断，切断中介服务利益关联。对一些中介收费实行目录管理，明确各项前置性评估、年检收费。根据各行业发展情况，对收费目录实行动态管理。规范行业协会的会费收取，禁止以各种行为、名义向企业摊派。加快推进社会团体与行政部门脱钩，禁止其利用行政资源向企业收取费用。

　　其三，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减轻财政支出压力，激活社会资源。

　　针对大幅降低社会保障缴费率带来的财政压力，将部分国有产权划归社保，充实社保实力，减轻财政压力。同时，加快社保制度改革，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统筹层次和保障水平，建立更为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调整地方国有资本（资产）存量结构，在做强、做优、做大的前提下，兼并重组、处置低效国有资产，解决因地方融资平台和“僵尸企业”而导致的经济资源配置低效问题，激活社会资源，使资源在社会整体层面得到优化配置。

　　其四，调整债务结构，适当扩大中央债务规模。

　　一方面，中央财政赤字仍有扩大的空间，为应对减税带来的收支压力和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需要适度扩大中央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发行基础设施建设公债、环保公债等专项或特别国债。另一方面，调整地方债务结构，清理、消化地方政府及其融资平台的存量债务。根据经济发展和财力状况，加大各地债务清理力度，除债务置换之外，还应采取转换股权、资产证券化、信托等方式消化存量债务，压缩地方政府及其融资平台的债务规模。

　　其五，调整财力分配方式，增强地方政府统筹安排资金的能力。

　　一是压缩一般性支出，改革部分收入、资金使用机制。改革国有土地出让金收入的使用范围和方法，增强地方政府统筹安排资金的能力；改革库款考核制度，清理专户结余，统筹回收沉淀资金，增加民生保障能力；整合财政专项资金和基金，完善退出机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二是合理调配辖区内财力。结合下调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给财政分成带来的影响，在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基础上，考虑税收特点、征管条件、市县承受能力等因素，规范地方各级政府间的收入、事权以及支出责任划分。

　　三是构建统一的“大预算”。在统一财力、统一分配的基础上，统一、协调预算体系，使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有机衔接，纳入统一的“大预算”，加强各预算资金之间的协调、统筹能力。

　　四是维护财权的完整性，矫正财力分配的碎片化和分散化行为。改变一些准预算机构掌握大量财政资金分配权的状况，提高财政资金的整体配置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