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数字文明时代，而且越来越清晰的情况下，对于互联网平台和责任体系的构建，提出了哪些要求？为了满足这些要求，我们做了哪些？这些对于我们的互联网企业有什么启示，对于解决虚假信息泛滥、侵犯公民权利，甚至颠倒黑白的情况能否得到扭转？

数字文明时代，这个概念的提出，要从官方文件上来讲，总书记在1月16号提出了三种文明形态的划分，数据文明是其中之一。数字化建设从16年网信工作讲话之后，大踏步前进。全面提升了中国人民的数字生活化水平，现在我们提的比较多的是，工业数字化，数字工业化。我们在许多文件中，2021年11月15日，网信办有提升全面数字素养纲要，最近国务院又印发数字化建设的方案，全面提升数字化水平，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社会，都在十四五规划中有所体现，可以说我们在官方文件中，高频次出现的词就是数字，我们许多建设，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数字化建设，具有很多措施，建立了示范区。

在前年疫情爆发以后，我们提出了新基建计划，这是疫情对我们数字文明的建设创造的契机，数字文明同步升级。疫情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突如其来的试验事件。疫情的治理表现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数字化建设，所有的地方都能实现4G网络覆盖，构建精准防疫体系方面，精准识别个人行踪，中国展现了巨大无比的能力，中国政府给信息化管理能力的提升，信息倍增，十四五规划之后，农业农村部、网信办都有相应的计划出台，推进数字文明建设方面具有更重要的举措，落实更重要的计划。数字文明建设为重新调动资源、探索新的发展模式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下一步我们面临5G全面提升，突破西方对我们卡脖子，数字文明建设的意义扩大。东西两大文明的竞争之间，美国在扮演一个拖后腿的角色，数字文明的建设更是具有一个新的文明形态诞生的意义。我们国家的互联网平台相应的配套措施，就是互联网的反垄断。禁止资本无序扩张，禁止资本通过操控互联网操控整个中国社会，从监管的角度上来讲，国家需要通过数字信息建设、数字文明建设，包括新闻信息、社会共振，紧紧抓到自己手里，做到可管可控。在互联网企业之间构建更良性的个人信息使用，抑制利用个人信息商业利用，遏制校外培训，将对社会影响的基础性问题解决掉。国家在互联网平台责任建设方面，反垄断要抓住产业互动之间的主动权，持续在青少年方面发力，防止互联网企业利用数据算法对于家长和孩子进行数据绑架、社交绑架，对于互联网企业的要求，从早期的民事责任向更高的责任发展。现在的互联网企业，有舆论动员功能的企业，政府对其的要求会进一步加大，潜在的风险需要进一步做出处理。现在讲究穿透式监管，对于民法、刑法中责任向无限责任过度，这对于互联网企业的治理有提示。

（王四新，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网络法治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

根据即席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