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有一名律师站在错的一方时，就有另一名律师站到对的一面。
    长期以来，律师时常背负“唯利是图，腐败掮客”的恶名，不仅被视为“打击犯罪”的阻力，而且被看作司法力量的异己，“总是在帮坏人说话”。于是，“铲除黑心律师”甚至废除律师制度的呼声不绝于耳。那么，为什么要有律师？或者说，没有律师为什么不行？
    我们之所以需要律师，首先基于历史的教训。记得彭真同志在回顾“文革”遭遇时曾说过这样的意思：要有律师啊，他们不让我说话，总得有人替我说话吧。身受“文革”之苦的那代人，比当今的人更懂得律师的重要，而律师制度的重建，也正是彭真等前辈们努力的结果。
    可以说，律师是完善的审判所不可或缺的。尤其在刑事领域，涉及人的自由、生命和财产，在剥夺它们之前，“每个人都有权获得听审”。审判公正靠什么？不是控辩合作，而是控辩对抗。控辩合作只能意味着审判不过是走过场，只有控辩对抗才能形成相互质疑，才能充分发现对方漏洞，让裁判者发现那些可能被公允的眼光所忽视的事实。因此，证据必须“晾晒”，证人必须“过堂”，单凭一纸“证言”就剥夺他人自由，是没有公正底气的表现。
    那么，何以有真正的对抗？答案是双方要有平等武装。如果一方是动用国家资源的侦检机关，另一方是被监禁的被告人，又谈何平等？没有真正的平等对抗，也就不可能有真正居中独立的裁判。因此，一个受刑事指控的人，必须得到外力的帮助，并且这个外力必须足以抗衡检控。鉴于当下审前羁押成为惯例，取保候审只是例外，控辩不平等的问题尤其突出，尤其需要律师的介入，并且越早越好。
    既然介入了，就要全心全意全力。律师作为被告的代言人，应当站在被告人的立场上，用自己全部的诚信、技巧、知识为被告人的利益服务，唯此，法律服务才能成为一种信用产品，人们才会购买这种服务。律师要对委托人忠诚，不做不利于委托人的事，这是律师的最高职业伦理。这种职业伦理应当得到国家和社会的理解和尊重，不能要求律师揭发被告人，国家也不应受理这种揭发。
    不仅不允许律师出卖被告人，也不允许被告人出卖律师，国家从根本上就不应接受被告人对其律师的指控。这是因为，如果律师和委托人不能坦诚交流，那么，律师就会有顾虑，就不能对委托人恪尽忠诚，他也就失去了委托人的信任。久而久之，就没人委托律师了，律师制度就消亡了，我们就回到过去了。
    回到过去并不困难，在许多环节上，我们正自觉不自觉地向过去“迈进”。就拿刑法第306条来说，在立法上，它是为律师单设的妨害作证罪，而在同一条文中却没有对检控人员设防；在司法上，它的运用有扩大的倾向，法条中的“证人”被扩大解释，进而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结果可想而知，在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情况下，启动这一罪名的证据只能来自两个渠道：委托人对律师的指控和看守所对会见室的监听——这是我们不能承受的效率和便利。
    然而，很多人担心：允许律师首先服务于他的委托人，而不是服从于打击犯罪的目标，这样做一定会使许多坏人漏网。毋庸讳言，的确有律师帮了坏人还“振振有词、心安理得”。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要怕律师帮了坏人，正如不能要求医生不给坏人看病一样。如果好人坏人成为治与不治的标准，那么，医生们就会这样考虑：好人的病治不好不要紧，坏人的病治好了可就麻烦大了。最后，倒霉的还是广大的好人。
    同理，我们不能要求律师只帮好人，那样一来，坏人好人的判断必然转化为有罪无罪的判断，而这个判断将被提前到律师接受委托之时，这显然是不妥的。本来，两造对垒中，每有一名律师站在错的一方时，就有另一名律师站到对的一面，民事案件中更是如此。
其实，仅从打击犯罪来说，有公安、司法机关就够了，参与的机关越少，程序越简单，就越有效率，根本无需律师。而律师职业的真正价值，恰恰在于它是作为侦检机关的“对手”而存在的。侦检机关不仅应当容忍而且应当培养强大的律师对手，原因在于，律师不真正强大，而只是一个摆设，那么它迟早要被消灭；没有律师作为对手，那么公诉行为就是多余的，因为百分百的公诉成功率意味着这个程序可以省略，侦查、公诉和审判可以一并完成。律师没有了，现代法治所认可的控辩平等审判居中的模式也将随之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