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第8个女儿的时候，43岁的夏月蝉觉得自己这次“真的活不下去了”。

　　随丈夫到厦门打工15年，这个贵州女人就一直在生孩子，“肚子没平过”。她想要生个男孩，为此肚子“越生越薄”，皮肤被衣服擦过都觉得疼。

　　之前几次生产，夏月蝉都不去医院，就在10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完成。出租屋在半地下，够10口人“挤挤睡下”，两张铁架床和一张竹床占据了大半空间。阵痛来临，夏月蝉平躺在床上使劲，丈夫王忠魁剪脐带。消毒“最好用酒精，没有就用白酒”。

　　即将迎来第8个孩子的时候，夏月蝉最大的两个双胞胎女儿已经11岁了，最小的还不到1岁。她两手腕各有七八个扎针留下的瘢痕，大腿上全是摩擦的淤青。接产的女医生看不下去：“你为什么拿命换这个孩子？值得吗？”

　　这些孩子中5个没有户口。还有两个孩子生下不到一个月就生病夭折了。她花了半分钟才想起次序可能是“在老六前”——“太伤心了，不愿多提”。夏月蝉年龄最大的双胞胎女儿在一所外来务工子弟小学读五年级，很多孩子都不愿和她们玩，说她们“头上有虱子”。

　　搞计划生育的人来过，但夏月蝉并不担心——“我们困难大家都知道，怎么交罚金呢？”

　　夏月蝉除了怀孕和哺乳之外，只能靠捡垃圾补贴家用，丈夫王忠魁一个人打零工负担全家人的生活。就在老八降生前不到一周的时候，王忠魁为一个老板清理被刮倒的铁皮房，接触了漏电的高压线，不得不接受截肢手术。夏月蝉听到丈夫的消息伤了心，瘫软在床上下不来。

　　他们的同乡记得，这一家子15年来住在厦门湖里区安兜社，很少与别人来往——“这家人知道别人在议论他们，生了这么多。”同乡们揣测，他们对儿子的执着来源于王忠魁。他是家中唯一的儿子，一脉单传。

　　夏月蝉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15年间，王忠魁从未表达过一定要个男孩，也从未抱怨过生了女儿。

　　夏月蝉也知道重男轻女不是个好词。但想生一个男孩的愿望还潜藏在这个家重叠的阴影里，偶尔被路过的老鼠尾巴扫过。

　　每次怀孕，丈夫都会抚摸着夏月蝉的肚子说，“我猜，这次怎么样都是一个男孩了。”

　　每一个女儿降生的夜晚，夫妻俩在黑暗里睁着双眼。夏月蝉偷偷观察丈夫，他正注视着女儿叹息流泪。她于是也流下眼泪。

　　夏月蝉感觉丈夫对女儿，“表情不一样”，走在路上看着别人的儿子表情也不一样。她难以描述那是一种怎样的表情，只是说，“你看到就懂了，女人都会懂的”。

　　有些时候，她觉得“受不住了”，看见隆起的腹部“就发抖”，“每一次生孩子，都是死一次”。但是很快又坚定下来，“我要尽力，为了老公”。

　　王忠魁和夏月蝉从未领过结婚证。“一起出去打工，就算在一起了。”王忠魁体谅妻子，早晨出门前常帮着把堆积的女儿衣服洗了，也很少和妻子吵架。让两人都印象深刻的一次争吵是在来厦门的第一年，夏月蝉想工作，王忠魁不同意——“我养你！你为什么要工作？”

　　在这个贵州汉子心中，男人养家，女人顾家，是天经地义的分工和义务。

　　“自从结了婚，我觉得自己像鸟儿被关在了笼子里。” 夏月蝉感叹，“再要自由自在，只能在梦里，或者我死了。”

　　出租屋越塞越满。常有好心人上门送些旧衣物，有时会多劝几句“生男生女都一样，我有个孙子还想要个孙女呢”。和王忠魁同来厦门的同乡郑传娇多年无子，收养了一个女儿。

　　但郑传娇仍觉得，“不管哪里，有个男孩都是光荣的。”

　　为了这份“光荣”，生孩子成了夏月蝉唯一的事业。这次生老八实在太凶险，不得已去了医院。医生建议剖腹产。需要多交2万元，她咬牙忍住坚持顺产。

　　“我真的尽力了，非常非常尽力了。”月子里虚弱，她困在床上，拿手挡住眼睛。

　　夏月蝉没有什么朋友，她每天都在凌晨醒来，烧水、做饭、给小的喂奶，催大的上学。白天，她挺着大肚子，招呼一群孩子，出门捡垃圾。等孩子都睡下，她需要换洗收拾。

　　东西越收拾越多，视线所及全是杂物。拳头大的女孩鞋子像果实一样挂在铁衣架上，一串七八双，深深浅浅的粉色。高架床底藏着一根细竹棍。气不过的时候，她用来管教女儿，打完心疼后悔，她又抱着女儿哭，鞋子串就随着床架晃动。

　　捡垃圾的工作是与王忠魁多次交锋后争取来的。王忠魁不希望妻子辛苦，也觉得丢脸。夏月蝉则希望能多少补贴点儿家用：2个大塑料瓶1毛钱，15根铁棍则能卖1元钱。杂物堆在门口，几乎挡住了半个家门。

　　这不是夏月蝉想象的生活。来厦门前她坐了三天的绿皮车，本以为会抵达一个广大的世界，“生活会越来越好”。

　　在贵州山里的时候，家里的亲戚叫她“敢子”，是个大大咧咧甚至有点野蛮的女孩子。男人会的她都会：上树摘果子，下河撑船，搬起大石头捕捉藏匿其下的游鱼。她喜欢水，眼力好，能看清水流的暗涌和转弯，长篙一戳，划出老远。

　　那时候她的家乡穷极了。只有过年才杀一头猪，挂起来，吃一年。招待客人的时候，割一寸左右的肉炒菜。有一次为了一盘四季豆谁吃得多，她和最小的弟弟吵架。她先拿起镰刀，弟弟一急拿斧头削了她胳膊，鲜血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