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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长廊

瞧瞧,瞧瞧——常江先生自述



发布时间:2019-06-12 16:50:38   来源:中国民族博览杂志   作者:

  常江,本名成其昌,满族,诗人、楹联艺术家、文化学者,原中国地质图书馆副馆长。1984年主创中国楹联学会,现为其对联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长期作为央视各频道对联相关栏目嘉宾,主持和担任各类征联评审三十余年,在《中国记忆》口述历史的国家项目中,被指定为“楹联习俗”的口述人。《中华辞赋》顾问,国家图书馆特聘教授,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第六、七届全委会委员,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主席,现为该会名誉主席。有各种著述60余部,包括十二卷的 《常江文集》。

  瞧瞧,也就是看看,俗话说瞅瞅,北京话叫䁖䁖,和常用的盼、瞄、盯、眺、睃,文言一点的瞻、瞩、睽、瞰、睹一样,偏旁为“目”,都是眼睛的动作。至于能组成许多词汇的观、视、览、窥、觑,零件中都有个“见”,也都离不开眼睛。

  眼睛很重要,真的很重要。此时此刻,完成一天的工作,长长舒了一口气。我的眼睛痠了,花了,湿了。闭上眼睛,以为什么都瞧不见,能平静安宁一会儿;不行,眼里全是大大的两个字:“文化”。

  瞧瞧,瞧瞧!一连说了四个“瞧”,睁开了眼睛。瞧什么?

  瞧我这一摊子

  有一阵子,入会入社,或者人家要建档建库,都要填表,让人很费斟酌。照实填就是了,发什么怵?有两栏还真不好填。一个是问“何时何种报刊发表处女作”,不见报刊文字,登台朗诵算不算发表,电台节选播出算不算发表,最早发表的相声算不算作品,不得考虑考虑吗?再一个是问“何时何种报刊发表代表作”,这可难了,这是自己说了能算的吗,我没有代表作怎么办?凡是这样的表格,我都空缺。

  写了六十年的东西,出了十二卷的文集,还真找不出代表作。人家都是大部头,哪本书名都如雷贯耳,那才叫作家呢!您瞧我这一摊子,对联、诗歌、散文、随笔、碑文、评论、序跋、书信、演讲辞、讲座稿、解说词,不敢说是林林总总,只能叫作零零碎碎。我自嘲是“杂家”,后来发现明清以来的许多杂家都是大家,像李渔、梁章钜,后人难以望其项背。于是,杂家不敢说了,只能自称“杂货铺掌柜的”。

  有出息的人,是看准地方挖井、挖深井,即使不能挖出一眼亮晶晶的井泉,也能栽上一棵根深的大树,给后人乘凉。我呢,仿佛是到处挖坑,当然,有些地方是躲着的,不触电(电影电视剧),也不善编(小说)。好在我挖的全都是实实在在的坑,浅是浅了点,可以种草呀,保持水土,治沙防沙。

  还好,摊子虽大,我摆的却是地摊,接地气。虽然杂了点,差不多都是有感而发,有些是属于遵命文学,八方应酬的,那也是跟人打交道呀,里面确实有我的喜怒哀乐。地摊有个好处,一目了然,不像在柜台里摆东西,总让人觉得遮遮掩掩的。我这一堆杂物,从书名到大小标题,都能看明白,一点都不“高深”,自然不会“莫测”。这就有个方便之处,拿起翻翻,不想看就撂下,再翻翻,再撂下;不好看,走人。我们逛地摊不就是这样逛的吗?

  我小时候真的和爷爷摆过地摊,在吉林市东市场。倒卖东西,现在叫“练摊儿”,卖自家有用而能值两个钱的东西,叫“摆摊儿”。虽是书香门第,又沾点官宦,自懂事之日起,我过的却都是穷苦日子,要不,像我爷爷这样大户人家子弟、大学毕业的学生能去“摆摊儿”?那得有多大的勇气放下“身段”来呀!

  每天下午放学后,我就到东市场来。先是吃完爷爷给买的糖三角,然后就坐在马扎上看书,那书都是从别的地摊上临时“借来”的,很杂。我五岁就能读报,只是“认字”,到“明理”这一步,还是爷爷在地摊上给我讲明白的。这便是启蒙,也许从那时开始,我的命运便是“杂学”。

  瞧我这一辈子

  我的“杂”,到什么程度,以前还真没有理出头绪来。

  我喜欢曲艺。东北冬天长,人们猫窝儿,不出门,打发时光的最好办法,是听故事、看二人转。许是受到民间文艺的陶冶,我小学、初中都说相声,数快板,当主持。上高一正赶上大炼钢铁,深翻地,广播日夜不停。我当播音员,每天在大喇叭里说评书。上了大学,有了工作,我仍然是舞台上的活跃分子,只是又多了撰稿一项。九十年代初,我为《联林珍奇》晚会撰稿,写了三个小品。其中一段和梁天配戏,调侃他:“早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一见,雷从耳出。”梁天笑得直说:“这句好,这句好。”再后来编过“幽默诗文小品”“奇言妙语”“奇文妙笔”一类的书,对巧联妙对又情有独钟,看来这种偏好不是偶然的。

  我喜欢朗诵。据说吉林人最适合学习语言,播音,朗诵,台词,一学就是纯正的普通话。我真的没有研究过,但我也真的喜欢朗诵。初中时我在舞台上朗诵自己的诗,上大学后,院系的晚会上我也常常登台朗诵。同学聚会时,都记得我在周口店实习时朗诵的“猫耳山”;有的也还记得晚自习后,路过大操场,在柏树墙外听我黑灯瞎火地背诵全本《雷锋之歌》,竟用了半个小时。当然,同学们更多的时候是拿我演话剧《箭杆河边》的事情“开涮”。毕竟只是喜爱,我学朗诵没有受过正规训练,也没有登过大雅之堂。那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播我的《帐篷村》,让我去试音。多好的机会呀,我不行:一奔放起来,控制不住喘气声;不呼哧了,又出不来情绪。最后人家还是换成了肖钢去播。不过,去年我参加网络诗词春晚,朗诵大观楼长联,也算是过了把瘾。

  我喜欢诗歌。太爷、爷爷都工诗,按说该有家传,其实,爷爷从来没有教过我写旧体诗,也从来没有反对我写新诗。我写起诗来跟朗诵有更直接的关系,但我新诗所追求的对仗与声调,却时时出现诗词的影子,不但挥不去,而且希望能招之即来才好。到真正写起诗来,是到了青海,到了野外,进入帐篷世界。真说不上多么热爱帐篷,夏天热、冬天冷,白天热、晚上冷,风能刮倒,水能冲垮,我都经历过。又总觉得帐篷是一种象征,是一种标志,是一种境界,于是,帐篷在我笔下出现的频率很多。我的“代表作”是《帐篷村》,我主编的地质诗选叫《帐篷村情话》,这个文集里的诗选叫《帐篷和远方》,显然在说,帐篷就是诗。诗于我的意义还不一般,1981年我为30年找矿有功单位授奖大会写的少年朗诵诗,竟成为我们夫妻调回北京的契机,业余诗作者恐怕很少能赶上这样的幸事。

常江先生为2017、2018、2019年拜年邮票撰写春联

  我喜欢楹联。对仗所呈现出的美,复杂而精妙,优秀的诗人写新诗,同样会看重对仗,也许这就是汉语使用者与生俱来的能力。由新诗而转向楹联,得益于两句名言,一句是王蒙不知跟什么人说的,作家要走学者化的道路,一句是邵燕祥对我说的,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他换了杂文这棵树,活得更好了;我也换了楹联这棵树,活得也不错。我的后半生致力于此:就个人来说,我把楹联当作学问,没想到这口井越挖越深,越淘越有兴致;就社会来说,我把楹联当作事业,捧心放胆,殚精竭虑,宠辱不惊,毁誉不计。无论楹联之水是缓如溪流,还是激若波涛,我都不做旁观者,勇做弄潮儿,在报刊著文,在电台鼓动,在荧屏亮相,在课堂启蒙,在讲坛普及,在邮品制联,评审,鉴赏,题刻,应酬,推波助澜,不遗余力,劳而舒心,行而无愧。

  我喜欢收藏。我的收藏只有两个目的:一是助学,二是找乐,脑子里绝无升值、回落、绝世、赝品这些名词,不会因失之交臂而憾甚,也不会因捡漏得财而狂喜。助学者,指收藏对联书,这是和对联研究同时起步、与编写对联书目同时进行的,其过程见文集卷三,其成果见文集卷十一。找乐者,指从中学开始的集邮票、集火花、集烟标。后来发现做这些事,第一,需要时间,而我缺的就是时间;第二,需要金钱,虽说家道中平,也要时时用银子支撑,既然不去转卖,投资作甚?于是,火花、烟标送人了,邮票一直在集,兴趣却转向普通日戳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每次征联都有大量信稿,那信封就是邮戳收藏的来源。每次评联之后,带回相当数量的邮戳,大得其乐。现在各类信件大幅度减少,倒也无所谓,毕竟是找乐的事。

  我喜欢积累资料。除了收藏的东西之外,对于各类文化资料,都注意收集和整理。我的资料是要编目的,集信销邮票有缺票目录,邮资信封有收存目录,邮政日戳有分省已收目录和待收目录。正因为长期以来养成一种积累资料、整理资料的习惯,我才有可能编出这十二卷文集,也才能编成很可观的一部《数字合称词海》,以及关于墓志铭、对联故事、诗词故事、自然之谜、幽默语言、幽默文章之类的文化普及读物。因为属于“编”,都没有收到文集中来。

  我喜欢神秘现象。最有趣的是外星人和UFO,我笃信存在星外生物,怀疑一部分原始人类是外星人的地球遗存,因为外星人的踪影“保存”在古代神话中:女娲是外星人,其乘坐的飞行物受损,便在地球上炼制合金,进行修补,即“女娲补天”;曾有人见过九个不明飞行物编队飞行,这就不能不让人想到,后羿是被外星人遗弃在地球上的,他愤怒地用箭(激光武器)射向九个编队飞走的飞碟,即“羿射九日”。人家乘坐的“九日”飞离地球了,没有被倒霉的后羿射下来。诸如此类,尽可想象。当然,考古也很刺激,是一次又一次的发现,只是没有机会。

  我喜欢读书……我喜欢写作……这还用说吗?

  至于体育,小学时练过垫上和箱上运动,六节跳箱,直腿腾跃,个子小跳起来够不到头,得快速倒两把。及长,足球愿意守门,篮球主打前锋,棒球学习裁判,长跑练了许多年,跑过半圈马拉松。速滑是强项,在大学参加校队训练,没比赛过。田赛径赛的知识还有一些,北京高校运动会时,可以现场解说。后来到了青海,物探队每年收队后都举办热热闹闹的篮球联赛,我在场边“直播”,绝对让人开心。有人说,对篮球没什么兴趣,就是冲常江解说去的。你瞧瞧!

  至于棋牌,广而不精,天下都是敌手。憋死牛、五子棋、斗兽棋、陆战棋、海陆空、跳棋、中国象棋、国际象棋、围棋,都能招呼;抽对、憋七、翻牌、打百分、拱猪、斗地主、拖拉机、桥牌,尽可凑趣。打麻将,初中就会,就是没工夫玩。

  至于算命,扑克牌、看面相、看手相、批八字、拆姓名、马前课,喜欢听人讲解,看卜者如何揣摩人的心理。自己也偶然摆弄摆弄,不认真的,更没当回事去死记硬背一些套路。不过这么多年,我觉得最靠谱的,应该是易经的卦爻,那里面有双方信息,更有古代哲人留下的智慧和经验,不可小觑。

  你瞧瞧,这辈子要干这样多的事情,上班时候忙,退休了更忙。当然,我有许多缺失和短板:胸腔共鸣,底气十足,只能朗诵,一唱歌跑调,基本不去KTV;四肢协调,动作标准,做广播体操可以当领操员,横平竖直,就是无论如何学不会交谊舞;腿脚灵活,平衡感强,速度滑冰确有风采(在家里我是不敢吹滑冰的牛,我妹妹小慧是当年北京体校的速滑选手),就是不会骑自行车。

  不会就不会吧,反正现在手机都安装了滴滴、优步。说起这些软件,倒是体现了我的一个重要的人生理念:尽早享受人类的最新科技成果。君不见盒式、卡式录音机,黑白、彩色电视机,286、386、奔腾联想到笔记本电脑,型号不同升级版的手机,以及打印复印传真一体机、扫描仪扫描笔之类,我都是较早装备了的。它们给我的生活、我的写作带来的方便和乐趣,一言难尽。

  所有的喜爱和追求,都包含在不同形式的“文化”之中,这就是人生呵!

  瞧我这一家子

  毋庸讳言,我属于“名人之后”,说起来,心里隐隐作痛。

  袁崇焕,想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一代忠臣,凌迟处死,冤情如天。好在乾隆爷为他正名,找到他流落在东北的后人,赐以官位。袁崇焕的八世孙(袁)寿山继任黑龙江将军,在庚子(1900)年抗俄战争中,为保护卜奎(齐齐哈尔)百姓不受俄军祸害,自杀殉国。如果不是程德全奋力申辩,恐怕朝廷还要治寿山将军的罪,更不会有寿山祠了。

  寿山将军的爱女是我奶奶,将门之女。

  高祖成荣泰,清打牲乌拉衙门笔帖式、六品骁骑校,文武双全;曾祖成多禄,诗人、书法家,所结交的高人,有徐世昌、张作相、徐鼐霖这样的政要,有吴昌硕、林琴南、张大千这样的雅士,又有宋小濂、伊克唐阿、达桂这样的武将。

  家传的文武之风,几代而不衰;然而,竟很难在一人身上同时具备。

  先说祖辈。祖父辈共有六男四女,崇文者多,无人宣武。祖父行四,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虽立志雪耻改号“剑北”,但没有从军的经历,只是六奶奶为冯玉祥部将唐之道之女,算是与“武”沾了点边。

  再说父辈。爷爷仿佛有一种预见,家中会生有三男,于是给父亲取名永斌。后面果然是两个叔叔,则分别是永文、永武。有“文”的,尚未显出多大的文采,便被补为“右派”,一家遣送乡下务农;有“武”的,尚未习武便得鼠疫命归黄泉;再看有“斌”字的,据说很有文气,又被送到海峡那边大概去做了掉脑袋的事情,没有几年就音信全无。为掩人耳目,虚设了一个投水而亡的现场,于是,我的档案里,便有了生父“下落不明”“畏罪自杀”的记载,不清不楚实际上是不真不实的结论,跟随了我至今65年。他后来是不是大器晚成,舍生成仁,无从谈起,倒是除了爷爷之外,母亲成了我自小崇拜的偶像。

  母亲是国高毕业,在那样的社会里,这对平常人家来说,就是高学历了。母亲写有一手好字,不知怎么练出来的,自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来信,那字似乎就像现在这样,圆润秀美,还有几分刚劲,又总是那样清晰,从无潦草的“连笔字”。所谓“文”不就是说和写吗?且不说写文章,写字就是学问,就是修养。我信“字如其人”这话。妈妈的第一封信里有首诗,题目是“长大要当解放军”,内容不记得了,四句四句的,民歌体。后来直到工作了,妈妈信里还经常夹带剪报,尤其是我专攻楹联之后,每次见面,都把相关的剪报给我。她积累资料的好习惯,勤于整理,勤于动笔,是孩子们的榜样,给我以直接的影响。直到现在,九十多岁了,她还每天按时看电视中固定的健康节目,记录,校正,日复一日地整理装订。

  大概是因为男人的任务首先是养家糊口,在众多的堂叔堂姑当中,也就是成立姑姑文气更足些。永千、永皑、成麟叔叔,偶尔写个诗词,永嘉、永光、永龙叔叔和成功姑姑,更多的是做行政和业务管理。成立姑姑则不同,北京师院(今首师大)中文系毕业,在中学教授语文。她和曾保泉是大学校友,加之我又在中国楹联学会张罗,我们便推荐她到北京楹联学会去,当了副会长、顾问,退下来之后,对联集、诗集、散文、小说,接二连三地出版。她科班出身,厚积薄发,着实令我羡慕。

  继说我辈。我自幼喜文,报考大学时,长辈们开了一个会,有我叔我姨还顶着“右派”帽子的前车之鉴,不同意我报考文科,以工科为宜,容易保个饭碗。虽学了地质,也倾情热爱着,毕竟还是“贼心不死”,两栖也好,独木也好,最终还是归了“文”脉。走上这条路,多亏妻子伴随左右,所谓志同道合者也。她是初中毕业获金质奖章保送北大附中的,因为停止了高考,她才于1968年初到了青海物探队,有缘成为一家人。此时,我的文学生涯似乎刚刚开始。几十年来,除却养老携幼、洗衣做饭这些事情之外,仅就文字而言,她为我整理资料,担任助手;共同编纂,担任副手;尤其是我的每一篇文章都是经过她的过目、质疑、挑剔、改错、认可,不是第一位读者,而是最早的把关人。她没有写过一副对联,但是当代的楹联事业中必有她的一份光彩。她是一个对文字很有感觉、很有兴趣而又极有韧性、极有耐力的人,从两个小外孙女在美国降生之日起,她就每天记录她们成长的过程,回国后,依然坚持记下从大女儿电话中得到的各种信息。十多年来,记满了十个日记本。我跟孩子们说,以后一定要出版一本《姥姥的日记》。

  我们的两个孩子也永远不会忘记她们的姥姥、姥爷和那个叫“萤光胡同九号”的出生地。这是我老泰山自家的小院。这个院子里,岳父岳母不但把我们的两个女儿养育了十多年,而且容纳襁褓中的中国楹联学会,成为这个学会最初的会址。老爷子义务当收发员、接待员,除了学会的领导,老朱、老沙、老高等许多老楹联人都是这里的熟客。

  堂弟林昌极聪明,也极遗憾,生生被耽误了。晚年也很赋闲,看书多有心得,写字能见功夫。其他妹妹们,也多是“内秀”,文和武虽不显山露水,都有东北姑娘的利索劲。倒是我同母异父的两个弟弟常城、常捍民,补上了这个缺憾,他们继承老爷子那老八路(实际是老红军)的光荣传统,当过兵,扛过枪,上过老山,没人提携,最后都复员了,但毕竟是“武”了一把,老战友们时常“把酒临风”,热闹一番。

  终论晚辈。语文是什么,就是语言和文字;人的能力,除了思维策划方面,表现出来的,就是能说和能写。

  大女儿的语言能力很强,善于学习,善于模仿。她年轻时先到深圳,后去洛杉矶,与丈夫经营一家车行。大女婿从小就喜好汽车,对车牌、车型、车性、车价、车改、车拍,一清二楚。他们要与各方面的人打交道。时间长了,女儿一口北京话,英语早过了关,其他诸如广东话、香港话、台湾话、闽南话,也都成了看家本领,至于东北的、山东的方言,一张嘴就能溜达出来。许是受新思潮影响,他们的教育理念是让孩子自由发展,两个小家伙,先是爱上钢琴、横笛、黑管,本以为能学成几件乐器,加上大女婿的歌声,能补上家里几代人音乐方面的缺失,学到后来,一个迷上乐队指挥,频频出去表演,一个迷上体操,频频台上领奖。我妹妹常洁小时也练过体操,看了小家伙的比赛录像,说没想到她们圆了我的少年梦。

  二女儿口才也好,文字上更突出一些。很明显,她在学习本科又保送硕博连读期间,读了不少书,都是跟得上时代潮流的书,在“我家”和“她家”的书架上,就能发现摆放的书多不是一个路数。她的博士论文,成了正式出版物,这就是清华和哈佛博士的水平,而后,为老师的几百幅照片撰文出版了既有建筑专业水准,又是人文行走美文的《乡土游》。当人生难得的机遇来临,她毫不犹豫地去奥组委报到了:先是在工程部,招标评审,安排施工,继而到场舘部,制定程序,培训骨干,最后担任鸟巢的秘书长,参加了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全过程。奥运之缘,又催促她为后来的伦敦奥运会主编了图文并茂的礼品书,为北京冬奥会提前准备了很像样的文字。我常说她是“国际名人”。从奥组委“转业”到了城建集团,她除了依然日夜拼命完成分管的任务外,主编了一份以广义“设计”为主题的有分量的杂志《班门》,又建立了乡建中心,决心把文化更多地融进城乡建筑中去。哦,必须说说二女婿,他是凭一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通过最后面试考进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的是音响,现在给很多重要的影片和电视剧做录音和后期音响,人称“计老师”,在家里就是昵称。“计老师”其水平之高试举一例:我在吉林市电视台的电视片《澹心苦旅》中,有三十多段主讲词,由于是现场录音,各种干扰音使得片子无法在影院放映,通知我再去吉林一趟,到录音棚对口形重录。结果,出人意料,女婿让他们把全部80分钟的片子在网上传过来,两个小时就把所有杂音处理得干干净净。

  我是到四十岁过了而立之年才找到自己文化的走向,而我的孩子和她们的孩子,差不多早就有了各自的文化追求,这很难得。祝福他们!

  瞧我这一帮子

  帮,本来是帮派、帮会,我不喜欢。因为只要是拉帮结伙,必然沆瀣一气,有所图谋,看似抱团,实则孤家寡人,其下场要么灰溜溜,要么惨兮兮。

  现在微信盛产朋友圈,人以群分。有群,有群主,俨然像个团体,其实松散得很,说退就退,说删就删。有人入了几十个朋友圈,多是被拉进去的,想退想删,就是不好意思。

  我把这“帮”字,只解释为帮助、帮扶。几十年来,我结交了许多朋友,按自己的文化走向,形成了不少朋友圈,这跟手机里的朋友圈绝不相同。他们在我的文化生长中帮助我,在编纂《常江文集》中帮助我。因为和人交了朋友,建立了不寻常的友谊,才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情结。

  楹联情结。楹联是中国人入骨入髓又可口可乐的艺术,人人皆知并非人人都懂,大路货色竟藏着博大精深。一心一意搞楹联的,都是明白人。那些一起看《楹联通讯》的,一起参加中国楹联学会成立大会的,当时年纪就有一把,现在数一数,许多人都先走了。走了的,联魂不死;健在的,事业有成;年轻的,如日中天。我的文集中都有关于他们的记录,无论对于生者还是死者,都是一种纪念。楹联事业也曾有过仄路和低谷,我也曾受到委屈和伤害。我这个人不记事,现在让我说也可能说不清楚了,不愉快的事情我都没有写进文集里去,但并不等于没有发生,历史真相可能会在适当时候披露的。对于当代楹联文化的发展,我总觉得是上苍的眷顾,让我们有无比的幸运。如果中国楹联学会不是在1984年成立,晚上三年,恐怕就不会被批准,按着历史的逻辑,能在某个社团之下成立个“楹联委员会”就很不错了。因此我就常想,闹什么闹,争什么争,整什么整,偷着乐去吧!

  地质情结。报考大学,我是误撞进地质学院的,瞄准了我喜欢的“地球物理”,没大注意后面的“勘探”二字。但这并没有影响我很快地巩固了专业思想,进而热爱它,钟情它,直到今天,无论弘扬什么文化,都没有离开地质,过着“两栖”生活。我曾经思考过地质人的素质,在这里也不想进行全面概括,仅就其胸襟来讲,敞亮、乐观,是别人无法比拟的。我希望我的诗歌、联语、文章,能成为这个论点的注脚。这些年,又从地质延伸到国土,朋友也成倍地增加,从高层到基层。出版我的文集,被列为中国国土资源作协2018年的重点工作,也被大地出版社特别关注,是各方面地质情结的契合,令我感动。

  楹联和地质,是我人生坐标的两个主轴,无论做什么,都能由它们定位;楹联和地质,是我人生拼图的两大板块,它们合在一起,大体就是我的形象;产生这两大情结,是因为我在这两件事情上投入了几乎一生的精力。从对社会有益的角度考虑,我觉得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倡建中国楹联学会并使之付诸实现,从而使楹联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走出诗歌笼罩的光环,成为独立的、不可缺失的文化;一件是受命重组地质作协(即后来的国土资源作协),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保存、延续和发展了这支有优秀传统的、极接地气的文学队伍。

  朋友圈在楹联和地质的范围扩大,产生、拓展、叠加了一些新的情结,生活更加多样,情感更加丰富。

  故乡情结。我祖籍吉林永吉,生在舒兰,长在九台,读中小学在吉林市。儿时的玩伴四处零落,多次转学也和同学少有联系。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和吉林市成多禄研究会、北华大学、市档案馆、市博物馆、市电视台的人交友甚多,与翟立伟合编《成多禄集》,协调成氏族人将相关的二百多件文物捐赠吉林市,建立“吉林三杰纪念馆”,协助拍摄两集纪录片《澹心苦旅》,彰显祖德,回报乡邦,这是我所说的第三件事。

  图书情结。一生爱书,藏楹联书籍,编楹联书目,并以此为一个学术支撑点,是值得庆幸的选择。倘若不从三十年前开始这一工作,现在还有人肯从头做这些“无利”的事情吗?对联藏书最后落户对联图书馆,又是一个智慧的选择,这也是一件大事,但它是楹联情结的一部分,我没有单列出来。至于最后能到全国地质图书馆任职直到退休,圆了自己的一个梦,也应包括在地质情结之内。

  大学情结。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和武汉两地,都是我的母校,都是我的摇篮,只不过我在北京地质管理干部学院任教和参加地大学校文化活动的时间长、机会多。这里的老师、同事和学生中,有不少知心朋友,很是欣慰。而大学的同学们,风磨雨砺,五十年之后更为珍惜午后的时光。去年相聚时,我为每个同学撰书一副对联,以纪念至今还充满激情的岁月。作为学校生活的一部分,地院广播台的开始曲,总能唤回我们在那里工作的许多美好的回忆。

  青海情结。16个年头的青海生涯,是生命中的一个大的段落,友情和爱情是这段乐曲的主旋律。帐篷是我文学舞台的大布景,直到今天,我都无法从这里离去。那里的人,有熟悉的,也有生疏的,但都是生死与共的朋友;时间早就把有些疙疙瘩瘩的东西过滤掉了,留在酒杯中的都是甘美的记忆。这就是为什么回到北京的老青海们,总愿意找机会一聚的理由。

  我人生所有的情结,都在文集里生根、开花、结果。有的开成满山杜鹃,有的只是几团锦簇,几枝寒蕊,甚至是不起眼的几朵牵牛花。

  《常江文集》出版之后,我仍然还有许多事情做:

  笔是停不下来了。初步设想,收新作,也补旧作,争取每三五年续出一本综合集,可能叫卷十三、卷十四……

  选编数字合成词的工程,继续做下去,现在已扩展到17000个词条,至少能补编8000个,还真得再费一番工夫的……

  又经过五年的积攒,普通邮戳该重新编排成册了,这次基本要整理到位,需要插移的邮戳约有10万枚,每天用8小时做这个事,大约需要一年……

  够忙的吧?你瞧瞧,瞧瞧!

其塔木镇成多禄文化公园


责任编辑:米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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