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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lan(研究计划)



发布时间:2018-12-10 16:00:48   来源:   作者:张之楠
   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  张之楠


       一、题目:从朝贡体系到和谐世界——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外交
       二、研究缘起
       CHN强国评论网军事战略时评中,曾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日本外交官:中国是否将重现“朝贡体系”?》,文章开头提到一位日本外交官开玩笑说中国将重现曾经的“朝贡体系”。《亚洲时报在线》更是于2005年12月10日登载了潘小涛撰写的题为《中国的“新朝贡体系”逐渐成形》 的文章,文章中认为胡锦涛总书记推出的“睦邻外交”政策,与周边国家的交往急增,除了日本、缅甸和尼泊尔,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共领导人,几乎已踏足了所有周边国家,而周边国家的领袖近年也蜂拥到北京“朝圣”。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关系日渐紧密,北京对邻国的影响力将有增无减,一种类似几百年前中华帝国与藩属之间、新的“朝贡体系”,似已隐然成形。
       建立在朝贡制度基础之上的朝贡体系,是中国古代长期以来的对外关系模式。现在朝贡制度和朝贡体系早已不存在,但日本外交官的这个玩笑话,却反映了日本对中国所存的一种忧虑。
       这种忧虑不仅存在于日本,西方其他国家普遍存在这样的疑虑。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会议秘书E ric TeoChu Cheow根据中国出版的《中国安全环境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认为本书中透露出中国和亚洲邻国的关系的深刻的含义,就是这是崛起中的中国正在重振历史。作者举出多个例子来证明,如拟定同东盟在2010年签订东盟一中国自由贸易协定(FTA),FTA的签订被视为是朝贡体系在东南亚的延续,中国在与东盟的贸易中予多而取少。目前中国正在对亚洲这些小邻居在贸易上给予让步,采取温和姿态,甚至包括日本,这和“朝贡体系”的“厚往薄来”的原则完全符合。(Eric Teo Chu Cheow. China’s revives’ system in regional ties. http: //www. straitstimes. com /Home. html, 2003-11-27.《海峡时报》2003年11月27日)密切关注中国发展动态的美国,亦有学者担心中国在复兴朝贡体系。如美国战略研究所Carolyn Pumphrey博士就认为:“伴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将会对领国产生潜在的威胁,虽然中国不会在台湾和南中国海寻求直接的扩张,但却急切地建立起包括朝鲜、缅甸和巴基斯坦等国在内的‘庇护者—附属国’的关系(Patron-Client),这让人想起了中国的‘朝贡体系’。”(Dr. Carolyn Pumphrey. The rise of China: Security Implications. http: //www.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army.mi,l 2002-01-12.)美国的历史学家Macabe Keliher说:“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和政治上崛起的大国,蓄意努力去创造现代版的朝贡体系一保持中国在东亚的统治地位。”(Macabe Keliher. The rise of China. http: //www. atimes. com /atimes/others/rise-of-china. htm,l 2004-02-04.)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壮大了,就会同美国在亚洲争夺市场、获取东南亚国家的能源。出版了受世界瞩目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的英国学者马丁·雅克,也持有这样的态度。马丁·雅克从经济、文明、政治,包括被他称之为“中央王国心态”,来考察中国近年来包括东南亚国家、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及非洲等周边外交政策。认为实现现代性的模式并非只有一种,中国就给出了一条非常独特的道路。同时,马丁·雅克指出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更是文明国家,因此未来的中国不会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挑战当代的国际体系,而可能会从文明角度去改写国际秩序,而是会通过在东亚地区复兴从前的朝贡体系的方式来改写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
       西方对这种将重新建立“朝贡体系”的担忧,处于以下的原因:一,中国近两年密切了同周边国家的交往,双方的领导人互动频繁。二,中国在同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中承诺给予对方优惠,尤其是中国和东盟即将要签署自由贸易区的协定。三,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赢得和增强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好感。
       西方对中国要建立“新朝贡体系”的言论,同此前的“中国威胁论”的说法和言论一样,都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发展成就而引起的担忧。实际上,这是对中国没有道理的担忧。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一直秉承和平发展的外交路线。从最初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和谐世界,中国与世界各国一直坚持发展睦邻友好的和平外交、平等外交和多边外交的国家关系。
       胡锦涛提出的和谐世界,是在国内发展和谐社会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和谐世界的构想。然而,这种在和平前提下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构想,仍然不能消除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西方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制定“和平发展”的理论是为了让世界其他国家放心,“是在试图向其他国家保证,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它可以与邻国、与世界大国保持和平关系。21世纪崛起的中国试图把自己跟20世纪崛起的其他国家区分开来—德国、日本和苏联的崛起都分别给世界格局带来极大的紧张,甚至战争。”(陈苏:《中国强调和平发展》,美国之音中文网,2005年12月22日,http: //www. voanews. com/chinese/ar-chive/2005-12-22-voa18. cfmo)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中心主任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指出:“和谐世界”理念“成为当今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路线”,“强调中国将不威胁或破坏现有的国际秩序,以此来试图让那些对中国崛起存在忧虑的人士放心,消除他们的疑虑。(David Shambaugh,  "China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The National Interest,February 29, 2008.)
       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理念,源自中国传统“和”、“和谐”观念,是中国传统“和”、“和谐”观念在现代社会的运用。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理念,不是传统“和”、“和谐”观念的现代翻版,而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创作性发展。因此,无论是朝贡体系还是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都是中国传统对于现代外交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消极的一方面,更有积极的一方面。因此,本项研究旨在通过对中国近代以前的朝贡体系向建立和谐世界的现代外交的演变,挖掘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外交的影响,消除消极的方面,增加和强化积极的方面,为中国赢得一个积极、健康、良好的国际形象。
       三、研究综述
       朝贡体系现在收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是由美国学者费正清所引发。费正清在其《美国与中国》与《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条约口岸的开放1842—1954》两本著作中,都提到朝贡是古代中国的对外关系方式:“无论由中国人还是由夷狄统治这个帝国,朝贡一直是中国对外关系的方式。”并评价朝贡制度说:“朝贡制度既像一个处理贸易、外交关系的机构在起作用,又像一种断言儒教秩序之普遍性的宗教仪式在起作用。这个制度的最成功之处在于它与中华帝国的各种制度和社会生活融为一体,同时表明了它的既稳定又脆弱。”关于朝贡制度的结束,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的标题是“朝贡制度-条约”,在《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条约口岸的开放1842—1954》书中的标题是“条约代替朝贡制度”,即1840年以后,中国的外交关系由条约代替了朝贡制度。费正清有关朝贡制度的研究,不仅成为贯穿其本人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基本观点而且成为风靡整个欧美学界的一个主流观点。
       关于目前朝贡体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朝贡与朝贡制度。
       研究者一般认为,朝贡制度起源于商朝时商王与诸侯的上下关系,最早可追溯到商代的畿服制。商王朝把统治地区划分为畿内和畿外,畿内的城邑和畿外的方国虽然地位有差异,但是各畿都要接受商王的封号,成为王室的臣属。当时的大小方国均要向王室定期朝贡,提供力役,奉命征伐,遵守所有的礼仪和制度,并成为王室统治之下的臣属之邦。西周时为了加强统治,实行了分封制,周天子把王畿以外的土地和人民分封给自己的亲属和功臣,建立诸侯国。诸侯是周天子的臣属,必须服从周天子的命令,还要定期朝觐天子向天子纳贡,帝兵随从天子作战。西周的分封制成了中国朝贡体制的基础。
       对朝贡制度研究最为系统的是李云泉著《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本书所说的朝贡制度,特指中外之间的朝贡制度。当然,如同“中外”概念一样,民族关系与中外关系之间、民族政策与外政策之间,历史上不仅没有明确界限,而且常常因时移势异而互相转化。作者指出,从结构上看,与先秦分封制密切相关的朝贡制度具有以王畿为中心向外层层扩散的特征,涉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民族关系、中外关系等多重内容。本书共有六章,详细叙述了朝贡制度的起源与发展、明代的朝贡制度、清代前期(1840年以前)的朝贡制度,并总结了朝贡制度的特征与功能。
       此外,郝祥满《朝贡体系的建构与解构:另眼相看中日关系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是关于研究“朝贡体系的建构与解构”的专著,考察了中原王朝“册封体制”的生成机制。作者认为,朝贡体系是自公元前3世纪开始,直到19世纪末期,存在于东亚、东南亚和中亚地区的,以中国中原帝国为主要核心的等级制网状政治秩序体系。陈尚胜主编《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思想、制度与政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刊载一篇题为《朝贡制度的理论渊源与时代特征》的文章,专门论述朝贡制度的渊源。李庆新《濒海之地——南海贸易与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版)一书的“郑和下西洋与朝贡体系”部分中,对明之前和明代的朝贡体系进行了阐述。
       就是说,朝贡制度是起源于中央政府对边地的统治政策。对这方面进行阐述的有刘建军编著《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十六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本书探讨了古代中国中心政权与边疆政权和外部政权的关系,包括边政管理体系与朝贡制度两个方面。作者认为古代中国国家治理要解决六大难题,其中之一就是如何处理中原政权与周边政权的关系,是朝贡、羁縻还是直接管理?在本书的第十六讲《边政管理体系与朝贡制度》叙述到“朝贡制度”,梳理了朝贡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演变;另外在第三讲《中西关系与制度变迁》中叙述到“条约制度与中西关系”,看得出,作者虽然将条约与朝贡制度产生的前后次序打乱,实际上仍然是按照费正清的思路进行叙述的。此外,张鸣为本科生撰写的教材《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的第九章中,简要介绍朝贡制度之后,重点介绍了清朝的朝贡。除了上述对朝贡制度总论性质的介绍专著外,还有两种研究西藏与中央政府朝贡关系的著作。张双智编著《元代至民国治藏政策法规汇要》(学苑出版社2010年版)中编选了部分西藏与明清中央政府的朝贡关系的文献。13世纪,西藏归附元朝,和其他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一样,纳人中央王朝的统一管理。从元朝开始,历代中央政权在加强对西藏管理的同时,都制定了一系列相应政策法规。明代,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形成了朝贡制度,规定“贡有定期,人有定数,物有定品,印信有定据”。清代继续实行朝贡制度,并建立了相应的赏赐制度。苏发祥著《清代治藏政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深入细致地研究总结清王朝治理西藏地方的各项政策,认为清在元、明两代对西藏地方施政的基础上,对西藏地方进行了更为直接全面和有效的统治,其汉理西藏地方的政治、经济、宗教等诸项政策更加完备,也更具特色,并且对后世乃至今天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清政府所实施的政策中,作者也指出西藏对中央政府保持着朝贡关系。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书中,则以专题的形式阐述了进贡制度的礼仪基础与礼仪原则、朝贡制度与早期中西关系、朝贡制度的衰亡与近代外交制度,最后总结了朝贡制度的特征与功能。
       (二)朝贡制度与中国对外关系。
       从理论高度阐述中国朝贡制度下的外交政策的著作,是L.Perelomov,A.Martynov著的《霸权的华夏帝国:朝贡制度下中国的世界观和外交策略》(台北前卫出版社2006年版),从朝贡体系的视角对中国的世界观和外交策略进行了论述。应该说,本书的论点,在一定程度上仍是对费正清著述的进一步阐发。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中,说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将中国的一切弊病(包括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社会上的、心理上的和道德上的弊病)都归咎于不平等条约,中国共产党对此的谴责甚至更加厉害和全面。对此,费正清说:“对于西方列强强加于中华帝国的不平等鲦鱼,如果要了解其单方面的和不平等的性质,我们就必须回顾一下中国首先强加于西方来客的古老朝贡制度。这个古老的中国制度,也同取代他的条约一样,是不平等的。”可以说,《霸权的华夏帝国:朝贡制度下中国的世界观和外交策略》中对于中国朝贡制度的阐述,就是对费正清认为中国古代的朝贡制度是一种不平等性质的外交说法的延伸。
以朝贡制度为视角研究中外关系的著作,目前已经出版了多种。陈尚胜主编《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思想、制度与政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刊载了多篇与朝贡体系有关的文章,如《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刍议》、《清代中国与邻国传统关系的一个标本》、《中国与越南关系》、《论中国“守中治边”、“守在四夷”的传统治边思想》、《清代藩属观念的变化与中国疆土的变迁》、《中国古代封贡体系的本质属性:中原王朝陆基性国土防御体系——以封贡体系的理论框架与内部组成、运作规律为中心》、《东亚册封体制的功能及其丧失——以明清两朝与琉球国的关系为例》、《略论清朝对朝鲜王朝宗藩政策的演变》等,都涉及到中国对外关系中的朝贡问题。
       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外交关系。付百臣主编的《中朝历代朝贡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分七章,包括隋唐时期中朝朝贡制度的确立、宋辽金时期中朝朝贡制度的特殊性、元朝时期中朝朝贡制度的功利性、明朝时期中朝朝贡制度的完善等。杨军、王秋彬合著《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从整体上分析了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发展演变过程及其特点,按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形态分为八个大的历史时期,其中在第五章“宗藩朝贡”中,叙述了朝鲜半岛与中国的朝贡关系,分析了宗藩体系出现的时间、理论基础、特点、层级,并以此分析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特点和面向现代的转折。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综合了明清史、韩国史、中韩关系史和思想史各方面的论述。重点是讨论在“尊周”意识形态的左右之下,朝鲜君臣对明王朝的崇敬和忠诚;同时论述到朝鲜王朝与明朝的朝贡关系。陈尚胜著的《中韩交流三千年》(中华书局1997年版)中,在“中韩经济交流”部分简要介绍了早期朝鲜半岛与中国的朝贡贸易。
       第二个方面是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郝祥满《朝贡体系的建构与解构:另眼相看中日关系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通过揭示“朝贡体系”在东亚拓展、维护和瓦解的过程,透视中日两千年间围绕册封和朝贡、赐予与受封问题的不同态度和纠葛,从朝贡的角度阐释了中日的关系史。本书以日本对于“册封体制”态度的变化过程为切入点,关注日本在此过程中民族意识及情感的演化,并以此作为观照古代东亚国际秩序的脉络。武心波《“一元”与“二元”的历史变奏》(三联书店2008年版)对日本的“国家主义”进行了历史与现实的考察和分析。在第一篇《朝贡体系下古代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与失败》中,作者认为日本因为置身于东亚朝贡体系中,所以其政治进程在一元与二元的历史变奏中,朝贡体系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朱宁《胜算-中日地缘战略与东亚重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研究的是中日安全关系走向及中国应对变化了的东亚安全环境的战略。本书将近代以来百余年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即两国推进现代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甲午战争、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抗日战争、冷战结束之后变化了的全球政治中的中日安全关系,阐明了中日之间竞争包含一种地缘的、文化的、经济的结构性内容,两国安全关系的走向却不可避免地受地区乃至全球战略环境尤其是安全观念变化的深刻影响。在中日近代不断的冲突中,作者认为“中国与东亚朝贡体系”是两国冲突的“文化动力”。
       第三个方面是中国与所谓南海地区的关系。李庆新《濒海之地——南海贸易与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版)是一部研究中国与南海贸易圈的经济史和中外关系史的著作,其中“郑和下西洋与朝贡体系”部分中,通过分析“明前期的朝贡体系”、“郑和远航与朝贡体系”、“郑和下西洋的影响”、“郑和远航的历史审视”四个方面的内容,阐述了明代与南海区域各国之间的朝贡关系。余定邦、陈树森《中泰关系史》(中华书局2009年版)研究中国与泰国的关系。两国早在汉代就开始了交往,泰国与中国历代的关系,也是朝贡关系。两国之间最典型的朝贡关系是在明清时期,本书第四章《清朝和阿瑜陀耶王朝的关系》第二节“在朝贡贸易中清朝给与阿瑜陀耶王朝的优惠待遇”中论述了两国之间的朝贡关系及其朝贡贸易,并在第六章《清朝和曼谷王朝的关系》第二节“曼谷王朝频繁的‘朝贡’活动”中,论述了两国之间朝贡活动的“请封”和“谢恩”、“叩祝万寿”、“进香”、特殊任务、“例贡”等五个方面;本章第四节则分析了两国之间“朝贡”活动停止的主要原因。除著作外,涉及这方面研究的论文也比较多,如范锐《东南亚国家与朝贡体系》(《东南亚之窗》2008年第3期)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以亚洲为范围研究中国朝贡贸易方面,日本学者滨下武志(はました たけし)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滨下武志撰写了《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亚洲价值、秩序与中国的未来:後国家时代之亚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东北亚区域研究2000年印刷)、《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版)等著作,为从贸易方面研究朝贡制度做出卓越的贡献。
第四个方面是中国与欧洲的早期交往。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在论述了中国外交的朝贡制度后,指出当欧洲人初来中国时,中国也以来朝贡的礼节接待他们,“按清代汇编的律例,外国来朝廷进贡的君主应接受皇帝承认他的藩属地位的册封。还应当接受显贵的头衔和用于签署奏章的钦赐印玺,奏章上注明的日期应奉中国正朔。当其所遣贡使,来华时其人数不得超过百人,其中20人可循帝国驿道进京。贡使在京住下后,受到妥善的保护和接待。最后他们觐见皇帝。”(第147-148页)费正清注意到了当时清政府是以对待藩属国朝贡的方式来接待当时并不了解的欧洲各国。在明清时期中国与欧洲交往的研究著作中,研究者多提到明清中央政府的这种接待欧洲的方式和态度。黄庆华《中葡关系史(1513-1999)》(黄山书社2006年版)较为客观、全面、深入、系统地阐述了自1513年6月(明朝正德八年五月)第一位葡萄牙商人奉命来华探察,踏上中国领土,到1999年12月葡萄牙人按照《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交出管理权并撤出澳门,中葡两国将近500年时间里政治外交关系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在第三章《天朝体制与中葡关系》中,叙述了明代“天朝体制与朝贡制度”,作者注意到葡萄牙在最初与明政府交往时亦以朝贡的方式。以葡萄牙为中心研究中国与西方交往的还有郑彭年著《西风东渐:中国改革开放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作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绝不是偶然,其其历史前提和历史根源是西方文明(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东渐。本书第一卷第一章叙述葡萄牙人的东来,作者亦注意到葡萄园在最初与明政府交往时,为了打开中国的国门,采取遣使来华朝贡的方式与当时的明政府建立关系。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亦注意到朝贡制度与早期中西关系方面的问题。
       (三)朝贡体系的瓦解与近代外交的转型
       在关注朝贡制度本身的同时,研究者注意到了朝贡制度的瓦解。朱瀛泉主编《国际关系评论》第5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中,刊载《论晚清朝贡体系的解体》,专门论述鸦片战争之后清朝朝贡体系的解体。阎学通主编《国际政治科学》(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总第二十二期中,刊载了题为《解构朝贡体系》的文章,虽非专门分析朝贡体系的解体,却是从现代国际政治的角度解构朝贡体系,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涉及朝贡体系解体的问题。
       朝贡体系的解体是与中国近代外交转型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很多研究者注意到了中国近代外交转型中的传统朝贡体系。在强大而持续的内外压力之下,近代中国社会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转型。这种急剧变化与转型表现在外交上,就是朝贡体系的崩溃与近代条约外交的建立。李兆祥《近代中国的外交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对近代中国的外交转型进行了有关研究,将近代中国外交的转型分为艰难起步(1840—1860)、初步展开(1861—1900)、循序推进(1901—1911)和基本完成(1912—1928)四个时期。作者认为,在第一个时期中,清政府最初仍试图维持和延续朝贡制度,但随着西方列强与中国签订的各种条约,清政府维持朝贡体系的努力失败了,朝贡体系彻底崩溃,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外交交涉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开始进入条约外交为主的外交关系。陈廷湘、周鼎合著《天下·世界·国家—近代中国对外观念演变史论》(三联书店2008年版)中,选取1840年代至1940年代时期中的一些重要事件的掌控者或参与者、以其行为和言论所呈现出的对外视界加以阐论。该著首先就从重新探讨朝贡体系入手,探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观念建构。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有专门对朝贡制度的衰亡与近代外交制度问题的论述。喻常森等编著《当代亚太国际关系与地区合作》(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一编第一章从论述了朝贡体系及其瓦解开始,阐述近代亚太地区格局是从宗藩关系格局向近代殖民统治格局的转变。
       权赫秀通过编辑《近代中韩关系史料选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从文献与史料编辑的形式,反映中韩关系由历史悠久的传统朝贡关系向近代条约关系发生的根本性转变。编者认为,这种转变大体上开始于19世纪中叶以后,其历史进程不仅与当时中韩两国的国内历史及双边关系直接相关,而且也是与当时东亚局势乃至世界格局息息相关,其深远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本书是有关近代中韩关系史的一部基础性研究资料集,共分为约章篇与文牍篇两大部分。其中约章篇是反映中韩关系基本框架的主要国际法及制度性文献,收录了从19世纪来到20世纪前半叶中韩之间主要条约、章程乃至协定、合同等文献共27件。文牍篇旨在反映近代中韩关系吏的重大事件及其基本内容,包括有关近代中韩两国关系的奏折、咨文、书信、照会、公文、会谈记录等各种公私文献共140件。

       针对西方学者担忧的中国现在正重现朝贡体系、形成“新朝贡体系”问题,中国学者普遍持不赞成意见,认为这是毫无理由的担忧。《竞报》2010年2月12日第19版发表了《中国终将复兴朝贡体系进而统治世界?》的文章,《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中文译者张莉博士认为,新兴国家,尤其是东亚新兴国家的迅速崛起,以及老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衰落趋势,让世界学术界都开始反思,国际秩序或者说国际体系到底会向哪个方向发展;而中国更是成为每一个要思考国际体系的学者必然考虑的对象。美国学者法里德·扎卡利亚的《后美国世界》、戴维·S·梅森的《美国世纪的终结》等著作以及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都是在这种大反思的背景下产生的。与西方学者的担忧心态不同,张莉博士认为中国过去的朝贡体系是不可能复兴的,中国目前内部还存在着不少问题,还没有强大到有足够的能力来实现这种文化、政治上的崛起,再者中国也还没有这样的意愿。周巧生、骆平在《“新朝贡体系”焉有复兴之理?》(《菏泽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一文中有与张莉博士同样的看法,认为中国还没有强大到足够统治世界的能力,中国不会也没有可能去复兴朝贡体系。西方学者鼓吹中国会重振过去的“朝贡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中国威胁论”,即都对中国崛起感到担忧。
       中国的外交政策,确实如国内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是不会刻意去营造或复兴过去的朝贡体系,自从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和平外交,与世界各国建立平等、和平的外交关系。2006年11月,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瀛泉教授应邀,在日本大阪大学和大阪外国语大学联合举办的关于东亚国际秩序的研讨会上作了“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东亚国际关系”的专题发言,就中国和平发展和东亚国际关系为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朱瀛泉指出,中国崛起或者说中国因素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围绕着中国崛起存在各种分析和评估也很正常,人们都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力图去理解或解读中国崛起这个21世纪世界里的新事物。中国崛起走的是一条怎样的道路,崛起的中国又会怎样对待世界,或者说中国崛起对其所在地区和世界意味着什么?针对外界的这些关注,朱瀛泉说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发展,中国在崛起之后会致力于同东亚、亚洲和世界发展和平、和谐的关系。(《国际关系评论》第5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朱宁《胜算-中日地缘战略与东亚重塑》中指出,中国当前的地缘战略目标应该是“不战而胜”,着眼于全球,立足于地区。重塑东亚秩序的“中国方式”应为:以地区化为主要路径,大国协调为手段,推动东亚地区主义及社会化进程以及地区秩序的“和平变迁”。这样,一个和谐的东亚社会可能出现,中日关系的改善也因此有了和平环境,从而为构建一个和谐世界奠定基础。
       关于中国和平外交的研究,成果颇丰。国内学者有大量的成果问世,甚至美国也有连篇累牍的研究成果,详见陶季邑《美国部分学者关于中国“和谐世界”国际战略的研究述评》(《国际论坛》2009年第5期)国内和国外的研究者一致认为,从毛泽东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邓小平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再到胡锦涛的“和平发展”和“和谐世界”理念,学者对中国几代领导集体的和平外交原则和理念都有详细、充分地论述。从毛泽东时期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胡锦涛“和平发展”和“和谐世界”理念,中国的和平外交思想既有继承性与连续性,又是一个不断根据国际风云变化而创新的过程。研究者也一致认为中国现在所推行的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是在国内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和谐世界理念是和谐社会理念在国际领域的延伸。和谐世界外交理念的特点和实质,如美国纽约州哈密尔顿学院(Hamilton College)政治系教授李成(ChengLi)所言:“(当今中国高层)把中国对外政策和中国国内政策连接在一起,说明中国在国际上促进和平,在国内促进和谐,在台湾问题上促进和解,三个‘和’字联在一起。”
       建立在朝贡制度基础上的外交体系与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对中国现代外交的影响。吴志攀、李玉主编《东亚的价值》(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收集海内外25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的视角,运用跨学科研究的方法,重点探讨了“东亚价值与东亚共同体的构建”、“东亚价值与东亚世界秩序”、“东亚价值与现代社会建设”、“是否存在一个‘亚洲价值观’”、“东亚环境观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值得关注的新见解。本书中许多篇章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东亚价值的影响,如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本书认为,在西方价值随着西方的崛起而成为所谓“普世价值”的时代,在西方世界现了把东亚文明诬蔑为停滞的文明之殖民话语,也出现了所谓的“韦伯命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日本的重新崛起和“四小龙”的高速发展,建立在东亚价值基础上的东亚经济模式甚至被认为是与欧洲的“新教资本主义”相对的“儒家资本主义”。与此同时,李光耀、马哈蒂尔等政治家也公开宣称,在东亚存在一种与自由民主等西方现代价值观不同的“亚洲价值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中国的迅速崛起改变了先前认识东亚价值的背景和基础,要求人们重新认识东亚价值的属性和功能。本书中有《册封朝贡体制论再考察——从日本的视点来看》、《走向和谐宇宙:儒家关于太平世界的“和”的理想》、《中华世界秩序原理的源起:近代中国外交纷争中的古典文化价值》、《儒家思想与现代东亚世界》等篇章,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中国外交的影响和价值。陈尚胜主编《儒家文明与中国传统对外关系》(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中提到,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运用中国文明的优良传统和智慧来调解国际关系冲突,说明儒家文明对于我们今天处理中外关系和国际关系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书所刊载的论文,都是探讨儒家文化中的涉外理念,这些理念对现代外交具有很强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其中朝贡制度是本书所论述的重点内容之一。
       把朝贡体系与现代和谐世界理念串联起来研究的,目前只见到杨发喜《从“协和万邦”到建设“和谐世界”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底蕴与现实追求》(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本书在外交上以朝贡制度为个案,具体分析了“协和万邦”是如何贯彻于中国人的政治、军事、外交历史实践中的,从而指出它确实是有实践基础的历史传统。虽然如费正清所指出的那样,朝贡体系体现出不平等的外交,但即使在朝贡体系下,中国所追求的仍然是和平与和谐,而非战争和尚武。以尚德不尚武为价值取向的“协和万邦”的历史传统,对当代中国和平外交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书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确立以及建国以来中国对诸多外交事件的处理过程为例证明了中国人的“协和万邦”传统是经过历史发展考验的。正如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王毅在向读者推荐本书时说:“和谐世界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念,它传承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深厚底蕴。”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理事长粱守德推荐本书说:“本书运用丰富的历史资料,深入阐述了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科学继承和发扬,有史有论,是在国际政治领域建设中国思维主体性的可贵尝试。”
       四、研究创新点
       中国推行的现代和谐世界外交理念与外交实践证实,中国既具有把握世界形势发展变化的大视野,也具有传承历史文明的创新智慧,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在新时代达到新的发挥和应用。本项研究就是继续挖掘传统文化对现代外交的积极影响,使中国外交在国际舞台上更具有中国特色。
       本项研究的创新之处,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从中国传统“和”与“和谐”观念的角度出发,论述中国朝贡体系虽然如费正清等西方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外交上的不平等,但是朝贡制度本身,仍然是追求和平,而非武事与战争。
       (二)根据对(一)的论述,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在外交上“天下为公”的天下观和“海纳百川”的宽容胸怀,这种建立在“和”观念上的天下观和宽容胸怀,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和谐世界的理念有积极意义。
       (三)和谐世界外交理念,不是为了消除西方对于中国崛起而对世界产生威胁的疑虑,而是建立一种使世界处于和谐状态的构想。
       (四)通过梳理中国从朝贡体系到和谐世界的外交演变,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现代外交的积极影响,消除消极和不利的影响。
       五、简要提纲
       第一章  朝贡、朝贡制度与朝贡体系
       一、朝贡:释义、起源
       二、华夷之辨与朝贡制度
       三、朝贡体系的形成:政治、经济(厚往薄来)、文化吸引(遣唐使)
       四、实行朝贡体系的出发点:周边的稳定、怀柔远人、尚德抑武
       五、朝贡外交的实质:礼仪性的象征、联盟外交特征
       六、朝贡制度下追求国与国的和平

       第二章  “新朝贡体系”正在形成吗
       一、西方国家对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的反思
       二、西方各国的忧虑
       三、近代之前中国“朝贡体系”存在的条件:经济、文化、伦理
       四、现代中国的国情证明不可能形成“新朝贡体系”

       第三章  朝贡体系对现代中国外交的影响
       一、心理
       二、阻碍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平等外交关系
       三、第四章新中国的和平外交的演变
       一、毛泽东时期
       二、邓小平时期
       第五章   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
       一、中国无意建立“新朝贡体系”
       二、“天下为公”的天下观与“海纳百川”的宽容胸怀
       三、“和”与“和谐”观念
       四、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


 

责任编辑: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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