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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楠:宋濂与明初朝贡体系的形成



发布时间:2018-12-10 15:35:22   来源:   作者:张之楠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在其《美国与中国》与《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条约口岸的开放1842—1954》等著作中,提到朝贡是古代中国的对外关系方式:“无论由中国人还是由夷狄统治这个帝国,朝贡一直是中国对外关系的方式。”并评价朝贡制度说:“朝贡制度既像一个处理贸易、外交关系的机构在起作用,又像一种断言儒教秩序之普遍性的宗教仪式在起作用。这个制度的最成功之处在于它与中华帝国的各种制度和社会生活融为一体,同时表明了它的既稳定又脆弱。”此后,中国古代以“朝贡制度”为中心的对外关系——“朝贡体系”引起了世界研究者的关注。
       研究者一般认为,由朝贡演化而来的朝贡体系,不管是作为中国对外关系的官僚管理制度还是一种国际机制,在明朝特别是洪武(1368-1398)与永乐(1403-1424)两朝,达到了一个全胜时期[ Fairhauk and Teng,”On the ch’ing Tributry System”,p.137; Maucall, China at the Center, p. 13; W ills, Embassies and Illusions,p. 14]。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之初,就大力加强与周边少数民族和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明代的朝贡体系逐渐成形。在这个过程中,宋濂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章论述宋濂与明初朝贡体系的形成。

 
       现在所论的朝贡体系,有多种叫法,如“朝贡制度”、“朝贡体制”、“朝贡体系”、“册封体系”、“封贡体系”、“封贡关系”等,还有海外学者对中国外交特征进行归纳的一些说法,如“华夷秩序”、“天朝礼治体系”、“中国的世界秩序”等,这些称谓在意义上虽然有所差别,但实际上都是指同一事情,最普遍的称谓还是“朝贡制度”和“朝贡体系”。李云泉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说,朝贡制度建立于双向交往、沟通的基础上,包括朝贡一方的“称臣纳贡”和宗主一方的“册封赏赐”双重内容,所以称为“朝贡-封赏制度”或“贡封制度”要更为贴切[ 《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绪论,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朝贡”一词的联合使用,始见于《汉书》记载西域诸国时的“修奉朝贡,各以其职”一语,后来范晔在《后汉书》中多次以“朝贡”来描述中外关系。至唐代,朝贡已经成为一个专用名词,频频见于各种典籍。至明清时期,朝贡几乎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代名词了。
       对于朝贡关系的起源,说法不一。一种看法认为起源于西周时期,但作为一种对外关系的体系的形成,要晚得多,只有当在国家之间建立稳定的、制度化的封贡关系时才算正式形成。另一种看法,则将这种制度的出现追溯到商朝时商王与诸侯的上下关系,最早可追溯到商代的畿服制。
       第三种看法则认为朝贡上溯到尧舜统治时期。《竹书纪年》记载说:“帝尧陶氏十六年,渠搜氏来宾。”又说:“帝舜有虞氏九年,西王母来朝……献白环玉玦。”[ 《竹书纪年》卷上,四部备要本。]这些记载,多是出自想象和传说,不过却说明了朝贡制度在中国确实起源很早[ 《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第一章,第1页。]。
       有学者认为,夏禹时期,夏王朝与被征服部落之间已经出现了可信的朝贡关系。《尚书·禹贡》中说:“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疏曰:“贡者,从下献上之称,谓以所出之谷,市其土地所生异物,献其所有,谓之厥贡。虽以所赋之物为贡,用赋物不尽有也,亦有全不用赋物,直随地所有采取以为贡者。”[ 《尚书正义》卷六,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十三经注疏》本。]由此可见,所谓的“贡”是下献上,是地方对中央、诸侯对天子的进献。由此也可以看出,夏时,在地方与中央之间已经出现了较为固定的朝贡关系。不过,这种朝贡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贡或不贡,进贡物品的多少,都是视实际情况而定。因此,这时的朝贡并没有完备的制度。
       商朝时,出现了周边部落“四夷来朝”的盛况,《诗·商颂·殷武》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说明商王朝与周边部落存在着朝贡关系。
       西周初年分封列国时实行的五服制,可以看作是先秦朝贡制度的原貌,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所谓的五服,据《国语·周语上》所载,为“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服即是“服事天子”之意。黎虎教授论述西周的五服制说:“西周的五服制是周朝对国内诸侯及边疆民族方国所规定的朝贡制度……蛮夷戎狄只要承认周天子的最高宗主权,按规定的时间纳贡和朝见天子,其政治制度、风俗习惯等一切均可照旧,其酋长亦拥有对本民族内部事务的处理权。”[ 《殷代外交制度初探》,《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从五服制来看,朝贡制度在周初已经渐渐成熟。五服制对贡品的多寡似乎并不重视,这也说明朝贡制度从形成之初就具有浓厚的礼仪特征和象征意义。
       此后的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在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各国关系时,多是采用这种朝贡方式。朝贡制度不断完善,至清代时发展到顶峰。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与中国签订各种条约,中国的外交进入条约时代,朝贡体系崩溃瓦解。

 
       明代,朝贡制度随着封建专制的强化而日趋完善。现在意义上所论的“朝贡体系”,就是明代正式形成的。明代朝贡体系的形成与完善,是明初外交政策的直接产物,而宋濂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不以论述明代朝贡体系为中心,而是以宋濂在明初朝贡体系的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为中心。
       宋濂于洪武十年请求致仕,获得朱元璋的批准,十三年死于夔州。因此,本文就以宋濂致仕时间为限,论述洪武十年之前宋濂在明初的朝贡体系形成中的作用。
明代的朝贡关系有四类,一是各级地方政府的朝贡,二是少数民族土官的朝贡,三是属国的朝贡,四是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朝贡。一、二类是国家的内政,三、四类属于国家外交。
       在国家外交方面,来朝朝贡的国家之多是此前历代王朝不及的,能够有这样的局面,是朱元璋奠定的基础。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即刻遣使四出,招徕东亚各国来朝贡。洪武二年正月、二月,朱元璋接连派遣两批使者诏谕日本、占城、爪哇、西洋诸国,说:“曩者我中国为胡人窃据百年,遂使夷狄布满四方,废我中国之人伦,朕是以起兵讨之,垂二十年@(艹+“役”右边)夷既平。朕主中国,天下方安,恐四夷未知,故遣使以报诸国。”[ 《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八。]朱元璋要将明取代元朝、自己登基的消息告诉海外各国。而海外各国亦先后遣使来明朝贡,据《明会典》卷一百五记载,洪武十三年之前来明朝贡的国家有:
1、朝鮮古高麗國。洪武二年,國王遣使奉表賀即位,請封,貢方物。五年,令三歲或一歲遣使朝貢。
2日本国。祖训:日本国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按:日本古倭奴国,世以王为姓,其国有五畿、七道及属国百余,时寇海上。洪武五年,始令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七年,其国王良怀遣僧朝贡,以无表文却之;其臣亦遣僧贡马及茶布刀扇等物,以其私贡却之。又以频年为寇,令中书省移文诘责,自后屡却其贡,并安置所遣僧于川陕番寺,十四年,从其请遣还。
3、琉球国。祖训:大琉球国朝贡不时,王子及陪臣之子,皆入太学读书,礼待甚厚。小琉球国不通往来,不曾朝贡。按:琉球国有三王,洪武初,中山王察度、山南王承察度、山北王帕尼芝皆遣使奉表笺贡马及方物。
4、安南国。祖训:安南国三年一贡。按:安南,古交趾地。洪武二年,其国王陈日煃遣使朝贡请封,诏封为安南国王,赐镀金银印。诰命未至而日煃卒,以封其弟日#(火+厓)。后其臣陈叔明专国,黎季犛篡立,俱降诏诘责。季犛诡言陈氏无后,请署国事。已而,日#(火+厓)弟天平来诉,季犛又诡迎天平还国,伏兵杀之。
5、真腊国。真腊本扶南属国,其国滨海,后并有扶南。洪武四年,其国巴山王忽儿那遣使贡方物,贺正旦。六年复来贡,贡道由广东。后朝贡不常。
6、暹罗国。国滨海,本暹与罗斛二国,后并为一。洪武四年,其国王参烈照毘牙遣使奉金叶表来朝,贡方物,贺正旦。六年,参烈宝毘牙复遣贡,并献其国地图。十年,遣人齎詔及印往賜之。十六年,給文册。
7、占城国。祖训:自占城以下(苏门荅剌、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齐、浡泥),诸国来朝,时内带行商,多行谲诈,故沮之。自洪武八年沮至洪武十二年,方乃得止焉。
8、爪哇国。国滨海,即古阇婆,有东西二王。洪武五年,其国王昔里八达剌八剌蒲遣使奉金叶表,贡方物,并纳元所授宣敕。十四年,来贡如初,有黑奴三百人,后絶其贡。永乐二年,其国东王孛令达哈遣使朝贡,请印,赐镀金银印。五年,西王都马板灭东王遣使谢罪。正统八年,令三年一贡,后朝贡无常期。
9、彭亨国。国滨海。洪武十一年,其王麻哈剌惹荅饶遣使奉金叶表,贡番奴及方物。永乐十二年,复遣使朝贡。
10、百花国。国居海中。洪武十一年,其王剌丁剌者望沙遣使奉金叶表朝贡。
11、三佛齐国。国居海中,即旧港,本南蛮别种,有地十五州。洪武初,其国王怛麻萨那阿者称臣入贡。四年,遣使奉金字表朝贺。六年,遣贺正旦贡方物。八年,复遣使从招谕拂菻国。十年,其子麻那者巫里嗣立,奉表请封,遣人赍驼纽镀金银印赐之。
12、浡泥国。国居海中,本属阇婆,有地十四州。洪武四年,其国王马合谟沙遣使以金表银笺,贡方物。永乐三年……
13、西洋琐里国。国滨海,近琐里,视琐里差大。洪武三年,其国王别里提遣使奉金叶表贡方物。永乐元年,复遣使朝贡。
14、琐里国。西海中小国。洪武五年,其国王卜纳的遣使奉金叶表贡方物,并图其地山川以献。
15、览邦国。洪武九年,国王昔里马哈剌扎的剌扎遣使奉表来贡。
16、淡巴国。在西南海中。洪武十年,国王佛喝思啰遣使奉表朝贡。
17、吕宋國。洪武五年,与琐里诸国同贡方物。
       由此可见,明王朝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另外,还有几个国家如须文达那国等于十三年以后陆续入明朝贡,这些国家的入明看上去和宋濂没有什么关系,不过这些国家来朝贡,仍可以看作是明初外交政策的延续和效用的继续发挥。
       在明初朝贡体系形成过程中,宋濂通过两个方面发挥着作用。一是为朱元璋出谋划策。宋濂在身边多年,“供奉词林,幸日侍几砚”[ 宋濂:《恭题御制文集后》,《翰苑续集》卷四。],参闻机密,参与决策。朱元璋经常召集宋濂讲论政事,归有光说:“高皇帝初定建康,青田刘文成公实与景濂及丽水叶景渊、龙泉章三益四人首先应聘而至,当是时居礼贤馆,日与密议。”[ 《震川先生集》卷之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09-210页。]王鏊有两条材料记载朱元璋与其论证事,其一云:“我太祖高皇帝甫得天下,开礼贤馆,与宋濓、刘基、章溢辈日相讲论。”[ 《震泽集》卷二十“讲学篇”,四库全书本。]其二云:“洪武中如宋濓、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原吉等常奏对便殿,于斯时也,岂有壅隔之患哉?”[ 《震泽集》卷二十“亲政篇”。]郑楷在《行状》叙述朱元璋与宋濂之间事云:“壬寅八月,上召先生及兴国孔克仁讲《春秋左氏传》毕,先生起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贬恶之书,苟能遵行,则赏罚适中,天下可定也。’是月告归省亲,有白金文绮之赐,且曰:‘卿之诚恳,朕素知之,故有此赐耳。’……先生侍上左右,知无不言,补益甚众……上问帝王之学何书为要,濂请读真德秀《大学衍义》。上览而悦之,令左右大书揭之两庑之壁,时睇观之。尝侍上,语赏赉,先生曰:‘天下以人心为本,苟得人心,帑藏虽竭,无伤也。人心不固,虽有金帛,何补于国耶?’上诏丞相李公善长归江西军中所掠牛于其民,吾牛者官给之,勿取其租。丞相退,上顾先生曰:‘向所言事当乎?’先生对曰:‘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何能独富?捐利于民,实兴邦之要道也。’”[ 《翰林学士承旨、嘉议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兼太子赞善大夫致仕潜溪先生宋公行状》,《潜溪录》卷二,第2352-2353页。]国家外交政策的决定权自然是在皇帝朱元璋手里,但制定的过程是具体行政部门的职责。朱元璋在决定国家的外交政策时,必然要找臣僚们讨论。宋濂是朱元璋近臣,“日与密议”的肯定包括外交政策方面的内容。
       二是直接参与其中。管理朝贡事务的部门是礼部,宋濂于洪武四年升宋濂任礼部主事,直接掌管、处理与各国的外交事务。虽然后来迁为其他官制,不过他在礼部所制订的政策,一直延续下去。另外,宋濂主要是以“文墨议论事上”,徐象梅《两浙名贤录》载宋濂事云:“濂侍上久,多所陈说,不务文饰,上喜曰:‘卿可参大政。’对曰:‘臣少无他长,徒以文墨议论事上,一旦受职任事不效,负陛下。’”[ 《潜溪录》卷二,第2334页。]宋濂发挥自己在文辞、学问方面上的专长,一度深受朱元璋信任,在明初的各种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洪武学士,司制作之柄,文章卓冠一时。”[  乾隆《茂州志》。]《明史》论云:“在朝,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宴享律历衣冠之制,四裔贡赋赏劳之仪,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辞,咸以委濂,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本传。]《明史》卷一二八《宋濂传》中则云:“一代礼乐制作,濂所裁定者居多。”王世贞曾言明初“诸大典制,封赏册拜”,“皆基与左丞相李善长、学士宋濂计定”[  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八五《文部·传·浙三大功臣传》,沈云龙主编《明入文集丛刊》,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查继佐云:“诸大典制,皆基与左丞相善长、学士濂稽定。”钱谦益亦云明初“一时高文典册,皆出其手”,“凡大制作、大号令,修饰润色,莫不曲尽其体。”[ 《列朝诗集小传》甲集。]明初的“礼乐制作”、“高文典册”、“大制作、大号令”等,自然包括外交方面的了,如其中所说的“四裔贡赋赏劳之仪”就是属于朝贡方面。
在宋濂著述中,保存了几篇由他起草的外交方面的诏书,如奉命作《奉制谕安南国诏》,诏云:“《春秋》大义,乱臣贼子在王法之所必诛,不以夷夏而有间也。间者安南国王陈日煃薨,我国家赐以玺书,而立日㷂为王。今观所上表章乃名叔明,询诸使者,日㷂为盗所逼,悉自翦屠其羽翼,身亦就毙。此皆尔叔明造计倾之,而成簒夺之祸也。揆于大义,必讨无赦,如或更弦改辙,择日㷂亲贤命而立之,庶几可赎前罪。不然,十万大军水陆俱进,正名致讨以昭示四夷,尔其毋悔。”[ 《銮坡前集》卷之一。]宋濂起草的这个诏书所讲的是明初安南政权变化情况,即上引《明会典》中安南条下所言之情形。宋濂在《南征录序》一文中,阐述了该诏书起草的背景。洪武二年春正月,朱元璋派使者易济往安南,“告以中夏革命,万邦底宁”,安南国王陈日煃即遣使朝贡请封,奉表称臣。朱元璋“嘉其事大有礼”,“降玺书锡以王封,仍颁之金印,勅翰林侍讲学士张以宁及典簿牛谅将之以行。”但还没有到达安南之境,陈日煃却去世了,张以宁“乃护诏印留洱江”,牛谅则继续安南,“谕以朝廷所以来之意”。安南“嗣君日㷂复遣陪臣杜舜卿来告哀”,朱元璋“素服御西苑之幄殿,召舜卿入见,慰问有加,”并“亲御翰墨,制祭文一通”,命翰林编修王廉充祭吊使前往安南。宋濂记王廉在安南事云:“既至,其君臣出迎于郊议,授受之礼,往返数四不能决。廉厉声诃之,乃奉御制文于彩舆迎入寿光殿,别设日煃灵位于殿前,使者南向而布宣之,日㷂率郡臣再拜俛伏以听,成礼而还。此皆王化远被,蛮夷之国无不骏奔受命。”宋濂对王廉充满赞扬之情:“为之使者,所以导宣德意,使万里之外,天威咫尺,非贤者善于辞令,亦岂能之哉!”[ 《銮坡前集》卷之六。]王廉可真是一名出色的外交官。
       王廉使安南后,安南因此被纳入明初的朝贡体系当中,朱元璋所赐给安南国王的镀金银印,成为安南合法统治的象征。关于安南来朝贡的经历,宋濂还有《送安南使臣杜舜卿序》一文,详叙其始末云:“于时安南国王陈日煃鼓舞皇化,遣使称臣。帝嘉其向慕之诚,诏翰林侍读学士臣张以宁、典簿臣牛谅,赐以印绶,仍其旧封为王使者,赍诏而行。未及国而王薨,其世子日㷂继志述事,守礼惟谨,遣陪臣少中大夫杜舜卿告哀于朝,请嗣厥位。帝帅群臣素服受舜卿见于西苑之幄殿,慰问良久,皇情尽然伤悼,退而叹曰:‘日煃率先内附,朕意西南之民将有攸赖,不知贤王何去朕之急也。‘遂亲御翰墨为文一通以祭之,辞意凄恻,读者感动。即日翰林编修官臣王廉、吏部主事臣林唐臣奉命以往,且诏世子王其国,取前使者所获王印授之,其德至渥也。”这段话虽然是颂扬朱元璋,却也说明了安南来明朝贡、请求册封的经过。宋濂亦赞扬安南能主动来朝请封:“皇帝君临万国,如天日之照,光无不被;而王之父子能守臣节,如江水之流,势无不东。上以德而化下,下以诚而事上,君臣之遇合,可谓千载一时者矣。然而汉置九郡而交址居其一,唐分岭南为二道,置节度,立五管,而安南亦隶焉。地虽僻在炎徼,涵濡中华声教者已久,固能尊事大国,确守臣职,昭被宸眷,克保其土地人民,与我国家相为悠久,播之方今,传之后世,书之信史,嘉名美绩,焜耀铿鍧,当非他国之君所可及,不亦盛欤!”[ 《銮坡前集》卷之六。]吏部考功主事林唐臣从安南回来后,作《使南稿》一遍,宋濂为之作序。在序文中,宋濂再次谈到明册封安南之事,云:“安南,古交址也。汉唐以来,其地皆入职方,称臣奉贡,比内诸侯。近代驭非其术,徼其重货,责其躬朝,蛮酋始敢为弗恭,廷议愤之。复有铸金为人,夜光为目之征,而蛮酋心亦离。使者至其国,多贪夫,恱其金贝,辄昧昧攫之,遂致其䙝侮,燕于庑下,君子每为之短气。方今圣天子御极之初,遣使往告即位。其国主陈日煃稽首上表,遂乃封为安南王。未至,日煃卒,嗣王日㷂有请于朝,复诏袭爵如初。妙柬廷臣充颁封使者,佥谓元凯前进士学古明经,尤长于辞令,其出使为宜。上召至奉天殿,亲加劳问而遣焉。元凯即日上道,越五月至其国,布宣天子威德,君臣恱服,乃北面拜跪听诏如藩臣礼。将还,日㷂遣陪臣夜半持黄金为寿,元凯峻却之,陪臣举手加额,称为贤使者而后去。肆惟皇上宅居中土,远人慕化者,以其限山绝海,使各安于境土而无所利之,深合古帝王怀柔之道,固当著之史牒,垂宪万世。”宋濂也赞扬林唐臣说:“有若元凯之为使,义正辞严,足以耸动群听,凡其国以利相啖之奸,卒无所售,亦可谓不辱君命者矣。然予闻序事之体,志其大而舍其细,故特取蛮夷叛服之由,圣世明良之盛,书之于首简。”[ 《銮坡前集》卷之六。]
       从宋濂对安南的记载来看,如果不试亲身参与外交政策的制定的话,是不会如此熟悉这些事情的。

 
       安南是洪武二年来朝贡,当时宋濂虽然参与其中,不过还不是外交事务方面的主管。洪武四年,宋濂升任礼部主事,开始亲自掌管外交事务。宋濂任礼部主事不到两年的时间,在这两年中,有真腊国、暹罗国、爪哇国、三佛齐国、吕宋国和浡泥国相继来明朝贡。对于前五国,宋濂没有留下什么专门的记述,其意见或议论可能就体现在礼部甚至明政府处理对外关系的文件中,或即通过朱元璋的诏书中表达出来。而对于浡泥国(即今之文莱),宋濂则撰写了《浡泥入贡记》一文,详细记述了浡泥国来明朝贡之细节。
       宋濂“承旨禁林”时,福建行省都事沈秩來謁,说起其于洪武三年与监察御史张敬之等奉诏往谕渤泥国事。二人在当年十月由泉南入海,四年春三月乙酉朔达阇婆,又踰月始至浡泥国。浡泥国国王玛珨穆特沙僻处海中,对大明使者“倨傲无人臣礼”。沈秩让令译人通言说:“皇帝抚有四海,日月所照,霜露所队,无不奉表称臣。渤泥以弹丸之地,乃欲抗天威邪?”浡泥国王听了,有些畏惧,说:“皇帝为天下主,即吾之君父,安敢云抗?”沈秩马上说:“王既知君父之尊,为臣子者奈何不敬?”浡泥国王“亟撤王座,而更设芗几,置诏书其上,命王帅官属列拜于庭”,沈秩对浡泥国王和众大臣宣读朱元璋的诏书,浡泥国王“俯伏以听,成礼而退”。第二天,国王对沈秩倾诉自己的苦衷,说:“近者苏禄起兵来侵,子女玉帛尽为所掠,必俟三年后,国事稍纾,造舟入贡尔。”因为自己国家受到苏禄的侵略,国内被抢掠一空,所以请求三年以后再去明朝入贡,沈秩说:“皇帝登大宝己有年矣,四方之国,东则日本、高丽,南则交址、占城、阇婆,西则吐蕃,北则蒙古诸部落,使者接踵于道。王即行已晚,何谓三年!”国王又说:“地瘠民贫,愧无奇珍以献,故将迟迟尔,非有他也。”国王害怕自己没有奇珍异宝献给朱元璋,会受到惩罚,沈秩对担忧的国王说:“皇帝富有四海,岂有所求于王?但欲王之称藩,一示无外尔。”由此可见,明朝统治者对来朝贡的各国,并不是要他们贡献多少财物,而更重视的是礼仪上的臣服。
       浡泥国王与众臣僚们商议了之后,派国相王宗恕来对沈秩说:“使者之言良是,请以五月五日成行。”此时有阇婆有人离间说:“苏禄来攻,王帅师却之,今闻归诚中国,无我阇婆矣。”国王对苏禄亦有畏惧,欲罢入明朝贡事,沈秩又去见国王,“王辞以疾”,沈秩对宗恕说:“尔谓阇婆非中国臣邪?阇婆尚称臣于尔国乎?何有使者朝还?天兵旦夕至,虽欲噬脐悔可及乎?”沈秩告之武力,宗恕听了,悚然说:“敬闻命矣。”浡泥国王“大会其属”,决定“遣亦思麻逸等四人入朝”。在出发之前,浡泥国王“以金佩刀吉贝布为赠”,秩毅然辞之。浡泥国王对沈秩不收赠品感到很惊讶,对身边的大臣说:“中国使者亷洁乃如是邪!阇婆来人诛索每无厌,况强之而不受邪!尔曹宜效之。”沈秩一行“舟行至海口”,浡泥国王“又惑左右言”,令人对亦思麻逸曰:“使者不受刀、布,尔等必不还矣。”浡泥国王对沈秩不接受馈赠怀有疑惧,认为派遣入明的使者恐不能活着回来,沈秩“复走王所,反复譬晓之”,浡泥国王终于打消了心里的疑惧,说:“使者之言如此,予中心释然矣。”浡泥国王举酒为别,酹地祝曰:“愿使者蚤还中国,愿亦思麻逸蚤归敝邦。”洪武四年秋八月十五日,沈秩等回到京师,十六日以亦思麻逸等入见,亦思麻逸上朱元璋递交了入贡表文,表文云:“渤泥国王臣马合谟沙,为这几年天下不宁静的上头,俺在番邦里住地呵没主的一般。今有皇帝,今有使臣来,开读了皇帝的诏书,知道皇帝登了宝位,与天下做主,俺心里好生欢喜。本国地面是阇婆管下的,小去处怎消得皇帝记心。这几日全被苏禄家没道理,使国将歹人来把房子烧了,百姓每都吃害了,托着皇帝诏书来的福荫,喜得一家儿人没事。如今国别无好的东西,有些不中的土物,使将头目每替我身子,跟随着皇帝跟的来的使臣去见皇帝,愿皇帝万万岁,皇太子千千岁,可怜见休怪。洪武四年五月,渤泥国王臣马合谟沙表[ 关于浡泥国王的名字,宋濂通篇文中就有“玛珨穆特沙”与“马合谟沙”两种写法,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卷上浡泥国第六中写为“马谟沙”。]。”浡泥国王的这个表文口语色彩浓厚,不过仍然表达出对大明皇帝的尊崇。朱元璋锡使者宴于会同馆,“已而遣归,宠赉其王甚厚云”。从苏禄的这段记载来看,尽管看到明初诸国纷纷来朝贡,但是其中的过程却并不是一路平坦,其中亦是夹杂着反复的斗争。
       宋濂因为亲掌礼部事,对来朝贡各国的概括还是比较熟悉,如叙浡泥国之地理云:“濂闻渤泥在西南大海中,所统一十四州,去阇婆四十五日程,去占城与摩逸各三十日程,去三佛齐四十日程。”又叙述其与中国历代王朝朝贡之经历云:“历代未尝朝贡,故史籍不载。至宋太平兴国二年,其王向打始因商人蒲卢歇,遣使弩使副蒲亚利、判官哥心等赍表来贡。元丰五年二月,其王锡■麻喏复遣使如前,日后辄不闻。元有国百余年,亦不复至。方今圣人在上,威德之所被,无远不届,玺书一颁,辄稽首臣顺。稽之往古,允谓过之。”[ 《浡泥国入贡记》,《芝园后集》卷之五。]文中还叙述了浡泥国的物产、风俗等等。
       宋濂的这篇《浡泥入贡记》再次显示了他在明初朝贡体系建立中的重要作用。

 
       明初,朝鲜是明朝最重要的属国。朱元璋在洪武二年大规模遣使到周边各国,招徕各国入明朝贡,对于朝鲜,朱元璋于洪武元年十二月,即遣符宝郎契斯奉玺书赐高丽国王王颛,云:“自有宋失御,天绝其祀。元非我类,入主中国百有余年,天厌其昏淫,亦用殒绝其命。华夷扰乱十有八年。当群雄初起时,朕为淮右布衣,暴兵忽至,误入其中,见其无成,忧惧弗宁。荷天地眷佑,授以文武,东渡江左,习养民之道十有四年。其间西平汉主陈友谅,东缚吴王张士诚,南平闽粤,戡定八番,北逐胡君,肃清华夏,复我中国之旧疆。今年正月,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惟四夷未报,故遣使报王知之。昔我中国之君与高丽壤地相接,其王或臣或宾,盖慕中国之风,为安生灵而已。朕虽不德,不及我中国古先哲王使四夷怀之,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余不多及。”[ 《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七。]朱元璋一即位就迫不及待地告知朝鲜,说明朱元璋是把朝鲜看作是关系最近的国家。
       朝鲜第一次入明朝贡是在洪武二年(1369)。本年四月,朱元璋遣使臣送高丽流寓人还国,并以玺书赐其国王王颛云:“去冬尝遣使至王国,以玺书赐王。比因南徙幽燕之民,其间有高丽流寓者百六十余人。朕念其人岂无乡里骨肉之思,故令有司遣使护送东归。而内使金丽渊适在朕侧,自言亦高丽人,家有老母久不得见。朕念其情,就令归省并护送流寓者还。赐王纱罗各六匹,至可领也。”[ 《明太祖实录》卷四十一。]所谓的“去冬尝遣使至王国,以玺书赐王”,就是指洪武元年十二月遣符宝郎契斯奉玺书赐高丽国王王颛书。这次,朱元璋借着送还高丽流寓人之机,再次表达了让高丽来朝贡的意思。朱元璋这次的玺书,写得还颇有感情。
       高丽国王王颛收到这次玺书后,即刻于洪武二年八月遣礼部尚书洪尚载奉表贺朱元璋即位,请封爵并贡方物,标志着朝鲜正式纳入明朝的朝贡体系。朱元璋接着又遣符宝郎契斯赍诏及金印诰文往高丽,封王颛为国王。诏曰:“自有元之失,驭兵争夷夏者列若星陈。至于擅土宇、异声教,其殊于瓜分。虐黔黎、专生杀,不异于五季。若此者将及二纪。治在人思,眷从天至。朕本布衣,君位中国,抚诸夷于八极,各相安于彼此,他无肆侮于边陲,未尝妄兴于九伐。尔高丽天造东夷,地设险远,朕意不司,简生衅隙,使各安生。何数请隶而辞意益艰,群臣皆言当纳所请,是以一视同仁,不分化外,允其虔恳,命承前爵,仪从本俗,法守旧章。呜呼!尽夷夏之咸安,必上天之昭鉴,既从朕命,勿萌衅端,故兹昭示,想宜知悉。”封王颛为国王的诰云:“咨尔高丽国王王颛世守朝鲜,绍前王之令绪,恪遵华夏,为东土之名藩。当四方之既平,尝专使而往极,即臣表贡,备悉衷诚,良由素习于文风,斯克勤修于文职,允宜嘉尚,是用褒崇。今遣使赍印仍封为高丽国王,仪制服用许从本俗。于戏!保民社而肇封式,尊典礼传子孙于永世。作镇边陲,其服训词,益绥福履。”[ 《明太祖实录》卷四十四。]从此之后,高丽王朝国王的更替,都要接受明朝皇帝的册封。接到朱元璋的诏书和诰文,高丽国王王颛于九月派总部尚书成惟得、千牛卫大将军金甲上表贡方物谢恩。
       洪武二年十二月,高丽国王王颛又派张子温等入明,上表谢封爵并贺明年正旦,贡方物。洪武二年,明与高丽之间使臣来往频繁,在《明太祖实录》中记载本年两国使臣来往的材料有九条。可见,明与朝鲜的关系,从开始建立始就非常密切。
       可以想象,有一些诏书可能是出自“司制作之柄”的宋濂。上面所提到的朝鲜使臣张子温,后来又于洪武五年七月再次来明,奉表贡马及方物。宋濂和张子温有过接触,在《赠髙丽张尚书还国序》文中记载朱元璋册封高丽王及接待张子温事,云:“皇上诞膺宝历,威服德怀,万邦黎献,共惟帝臣。时则有若高丽处于海东,遣使者奉表称臣,贡献方物。上嘉其诚,诏锡以玺书金宝,仍为高丽国王,且锡以王者礼乐,使祀宗庙山川百神于国中。王感上恩之优渥也,事大之礼弗懈益䖍。今年春,复遣工部尚书张子温来朝,上御奉天殿见之,侍仪使自殿中传宣,问王起居,且劳子温跋涉之故。皇情谦抑,在古所无,即日锡燕于会同之馆。翌日,御东朝命侍臣飨之。自时厥后,中书枢府暨御史台次第而举酒觞流行,伎乐交作,酣畅和适,礼意有加焉。”序文中,宋濂还表明了在与各国关系中,明朝最重视的就是高丽:“夫以皇明天覆地载,四夷君长孰不重译来庭!使节之往来,琛赆之充牣,无月无之,而于海东之使礼遇尤厚者,其故何邪?他国之君长,非不有其土地人民,纽夷俗而蔑礼义,骋其诈力,惟日不足。髙丽乃箕子胥余之邦,上有常尊,下有等哀,实存先王之遗风焉,正当以中夏视之,未可以外国例言之也。”文中所言“使节之往来,琛赆之充牣,无月无之”,说明来明朝贡国家之多。在宋濂及明朝统治者看来,在这些来朝贡的国家中,高丽被视为“中夏”,而不是被视为“外国”。
       在序文末,宋濂不遗余力地赞扬了高丽之“守礼”与张子温粲然之文采,云:“矧今圣天子在上,雄兵百万,如雷如霆,有抗之者无不殒灭。然于守礼之国必宠绥而怀柔之,唯恐有所不及。而高丽之君亦知天命所属,虽在数千里之外,遥瞻天威,仅同咫尺,致使海东之民安于田里,而弗知戈甲之警。含哺而嬉,鼓腹而游,无异承平之时,是所谓君臣交尽其道者也,不亦美欤!抑予闻宋之徐兢,尝往其国,其国有礼部尚书金富轼者,与其弟富辙博学善属文,而进趋详雅,兢以绰有华风称之。今子温之来也,应对精明,进退有度,而文采粲然可观,似无愧于前二子者,使不贤而能之乎?因其臣之贤,则其国君之贤益可信矣。”[ 《銮坡前集》卷之六。]

责任编辑: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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