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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楠:明初朝贡体系的实质与象征



发布时间:2018-12-10 14:56:10   来源:   作者:张之楠

一 
       关于朝贡体系的本质,近年来有很多的讨论。最早论述中国古代外交上朝贡体系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其名著《美国与中国》中,说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将中国的一切弊病(包括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社会上的、心理上的和道德上的弊病)都归咎于不平等条约,中国共产党对此的谴责甚至更加厉害和全面。对此,费正清说:“对于西方列强强加于中华帝国的不平等条约,如果要了解其单方面的和不平等的性质,我们就必须回顾一下中国首先强加于西方来客的古老朝贡制度。这个古老的中国制度,也同取代他的条约一样,是不平等的。”费正清认为,朝贡体系是中国古代强加给其他国家的一种不平等外交。
       费正清认为朝贡体系是中国“华夏中心主义”( Sinocentrism)的体现,即中国统治者长期以来所具有的中心性和优越性,并且要求境外诸国承认这种优越性。费正清认为,朝贡体系的组织方式并不是具有平等地位的统治者之间以领土为单位的统治,而是所有地方政权从属于中国皇帝令人敬畏的中央权威的方式。这一关系的等级性基于中华“上国”与其“藩属”在文明与物质优劣性上的差距。要想与中国建立关系,就必须尊重这一等级性并承认中国的优越性。费正清还提出,中国统治者建立朝贡关系是因为外邦朝贡能给其统治带来威望,外邦愿意朝贡则是因为它们希望通过朝贡打开与中国贸易的渠道。尽管朝贡体系是一种不平等外交,费正清认为在朝贡体系中,双方主要不是通过武力或战争,而是主要通过双方的文化规则和实践来维持,其中最重要的是遵守中国礼制。
       研究东亚朝贡贸易的专家、日本学者滨下武志不赞成费正清的观点。滨下武志认为,朝贡体系是一种贸易体制,商业交易是朝贡体系的基本特征。滨下武志撰写了《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亚洲价值、秩序与中国的未来:後国家时代之亚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东北亚区域研究2000年印刷)、《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版)等多种著作,来阐述了他的这个想法。
       滨下武志认为,朝贡制度长期以来被狭隘地理解为对每个朝贡国的国王的承认和册封。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朝贡制度显示了一种维护中国中心的外部等级关系的结构。滨下武志指出,朝贡制度在事实上是一种国内统治秩序的扩展,从帝国中央对外的延续,即朝贡体系是一个联结中心和边缘的有机的关系网络,包括各省和附属国、土司和藩部、朝贡国和贸易伙伴。因此,滨下武志概括朝贡体系的基本性质是:“维持朝贡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地方统治者到北京觐见皇帝(天子),并接受册封,确认朝贡的使命即俯首称臣。这种关系的性质是宗主国和藩属的关系,朝贡国家、地区、部族要定期向中国进行朝贡以示忠诚。作为交换,朝贡不仅得到了统治者的承认,而且还获得了回馈的礼物和从事奢侈品贸易的机会。”[ 《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第二章“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
       费正清和滨下武志的看法,代表了学术界针对中国朝贡体系性质的两种主要看法,这两种看法,在目前都有比较广泛的影响。相比较起来,费正清的看法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似乎要更大一些。CHN强国评论网军事战略时评中,曾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日本外交官:中国是否将重现“朝贡体系”?》,文章开头提到一位日本外交官开玩笑说中国将重现曾经的“朝贡体系”。《亚洲时报在线》更是于2005年12月10日登载了香港评论员潘小涛撰写的题为《中国的“新朝贡体系”逐渐成形》 的文章,文章中认为胡锦涛总书记推出的“睦邻外交”政策,与周边国家的交往急增,除了日本、缅甸和尼泊尔,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共领导人,几乎已踏足了所有周边国家,而周边国家的领袖近年也蜂拥到北京“朝圣”。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关系日渐紧密,北京对邻国的影响力将有增无减,一种类似几百年前中华帝国与藩属之间、新的“朝贡体系”,似已隐然成形。
       朝贡制度和朝贡体系早已不存在,日本外交官的这个玩笑话和潘小涛的文章,却反映了外界对中国所存的一种忧虑。日本存有这种忧虑,西方其他国家亦普遍存在这样的疑虑。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会议秘书E ric TeoChu Cheow根据中国出版的《中国安全环境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认为本书中透露出中国和亚洲邻国的关系的深刻的含义,就是这是崛起中的中国正在重振历史。作者举出多个例子来证明,如拟定同东盟在2010年签订东盟一中国自由贸易协定(FTA),FTA的签订被视为是朝贡体系在东南亚的延续,中国在与东盟的贸易中予多而取少。目前中国正在对亚洲这些小邻居在贸易上给予让步,采取温和姿态,甚至包括日本,这和“朝贡体系”的“厚往薄来”的原则完全符合[ Eric Teo Chu Cheow. China’s revives’ system in regional ties. http: //www. straitstimes. com /Home. html, 2003-11-27.《海峡时报》2003年11月27日。]。密切关注中国发展动态的美国,亦有学者担心中国在复兴朝贡体系。如美国战略研究所Carolyn Pumphrey博士就认为:“伴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将会对领国产生潜在的威胁,虽然中国不会在台湾和南中国海寻求直接的扩张,但却急切地建立起包括朝鲜、缅甸和巴基斯坦等国在内的‘庇护者—附属国’的关系(Patron-Client),这让人想起了中国的‘朝贡体系’。”[ Dr. Carolyn Pumphrey. The rise of China: Security Implications. http: //www.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army.mi,l 2002-01-12.]美国的历史学家Macabe Keliher说:“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和政治上崛起的大国,蓄意努力去创造现代版的朝贡体系一保持中国在东亚的统治地位。”[ Macabe Keliher. The rise of China. http: //www. atimes. com /atimes/others/rise-of-china. htm,l 2004-02-04.]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壮大了,就会同美国在亚洲争夺市场、获取东南亚国家的能源。出版了受世界瞩目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的英国学者马丁·雅克,也持有这样的态度。马丁·雅克从经济、文明、政治,包括被他称之为“中央王国心态”,来考察中国近年来包括东南亚国家、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及非洲等周边外交政策。认为实现现代性的模式并非只有一种,中国就给出了一条非常独特的道路。同时,马丁·雅克指出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更是文明国家,因此未来的中国不会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挑战当代的国际体系,而可能会从文明角度去改写国际秩序,而是会通过在东亚地区复兴从前的朝贡体系的方式来改写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
西方对这种将重新建立“朝贡体系”的担忧,出于以下的原因:一,中国近两年密切了同周边国家的交往,双方的领导人互动频繁。二,中国在同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中承诺给予对方优惠,尤其是中国和东盟即将要签署自由贸易区的协定。三,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赢得和增强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好感。
在西方国家看来,中国一旦强大起来,就会恢复古代的朝贡体系;而朝贡体系一旦建立,就会与其他国家进行不平等外交。那么,这种担忧有没有道理呢?中国古代朝贡体系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呢?

 
       二
       滨下武志认为,根据中央政府对朝贡国家或地区的影响程度,这些朝贡国家或地区可以分为六类:1,来自西南地区的土官和土司的朝贡。2、诸如女真部落的羁縻地区的朝贡。3、关系最近的朝贡国,如朝鲜。4、与其他国家交叉的双重朝贡关系的国家,如琉球。5、位于外缘地区的朝贡国家,如泰国。6、被中国看做朝贡国,但实际上是从事互惠贸易的国家,如俄罗斯和欧洲其他国家。
       因此,滨下武志认为,中央政府与朝贡国家或地区的关系,就像是以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为核心向外扩展的同心圆。如下图。

       这种同心圆结构中,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随着同心圆的扩大而减弱,对于地方的统治力最强,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力要比地方的统治力弱一些。对朝贡国家来说,几乎谈不上什么统治,中国是以华夏中心的理念来建立朝贡体系,并把朝贡国家联结在一起,成为一个非常松散的朝贡圈。中国对朝贡国家的控制不是严格固定的,也不意味着吸引,而是相当灵活的,能将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人囊括其中,因此,朝贡体系不是绝对地建立在控制关系之上,而是有很重要的贸易基础;朝贡体系是多维的,包含了多重因素和多方位的需求。中国与朝贡国家的朝贡关系如下图。

       滨下武志也指出,朝贡关系并不仅仅存在于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之中,在中国这个大的朝贡体系中,还存在着卫星朝贡关系。如下图。

       这种卫星朝贡关系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在亚洲地区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互惠和等级关系,同时竞争关系也跨越扩展到广大地区。以琉球为例,琉球就曾同时向中国和江户派遣朝贡使团即反映了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竞争关系。
       由滨下武志的论述中,可以见到,朝贡关系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处理与外国的外交关系,而是在很多国家中存在着这种朝贡体系。因此,若非要说朝贡体系是一种不平等的外交,这样的外交关系不仅仅存在于中国,中国对朝贡国家的控制可能还不如其他国家。还以琉球为例,相比较而言,中国对琉球的控制不如日本对琉球的控制。
       现在学术界在论述朝贡体系的特征是,大都注意到它的不平等性。李云泉在《朝贡制度史论》中,提到朝贡制度第三个特征就是不平等性。朝贡制度作为古代中国处理民族关系、对外关系的制度,是建立在政治上臣属的前提下的。从理论上,朝贡体系是在华夏中心意识支配下,中国内部等级制在对外关系上的延伸。看上去不平等,不过这种不平等只是体现在朝贡表文和繁琐的朝贡仪礼中,是重名不重实的,具有形式主义和象征性的特点。因此,朝贡体系所谓的不平等,与近代条约制度的不平等有着本质的区别。

 
       如前些章节所说,学术界认为明朝是中外朝贡关系和朝贡制度达于极盛的时期,而明初是朝贡体系正式成型的时期,那么,再从明初朝贡体系建立时的具体情况来讨论它的本质。
       首先,朱元璋在对待与邻国时,从华夷观念出发,确实有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念,如在诏书中宣称:“联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宇如一。”[ 《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三。]这种观念,正如上面所说,不过是重名而已,并没有强迫其他国家在实质意义上臣服明朝。
       洪武二年,朱元璋在遣使四出的同时,颁布了《皇明祖训》,其中在涉及到与四方关系时说:“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东北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今将不征诸夷国名,开列于后。东北:朝鲜国;正东偏北:日本国;正南偏东:大琉球国、小琉球国;西南:安南国、真腊国、暹罗国、占城国、苏门荅喇、西洋国、爪哇国、彭亨国、百花国、三佛齐国、浡泥国。”[ 《皇明祖训》首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64册,第167-168页。本段话又载于《明会典》卷九十六。]朱元璋将十五国列为不征之国,表明了尽管在给其他国家的诏书中有以兵力征讨的言辞,实际上却是更愿意与各国和平相处,如在诏书中及宋濂的各种记述中,都提到明朝对外关系最主要的出发点是“怀柔远人”,所谓的以兵力讨伐不过是外交的辞令而已。
       其次,如滨下武志所言,商业交易是朝贡体系的基本特征。这种商业交易形势就是朝贡贸易,朝贡贸易在此前历代都存在着,到了明代达到鼎盛。明朝在与各国进行朝贡贸易中,采取的是“厚望薄来”的政策。
       所谓的朝贡贸易,就是来明朝贡国家使臣所携带的贡物,由明朝政府以“赏赐”的方式收购其“贡品”。朝贡国所进贡物,基本上是本国的土产品为主。因为朱元璋更看重的是各国对明的臣服,只要各国能在表面上和词语、礼仪等方面臣服就可以,至于贡物的多寡则从不计较,朱元璋曾说:“宁使物薄而情厚,毋使物厚而情薄。”[ 《明太祖实录》卷八十九。]就是说,只要朝贡国真心诚意来朝贡,就不要计较所带来贡物的多寡,朱元璋看重的朝贡诸国的“情厚”,而不计所携带贡品的“物薄”。明朝政府则对朝贡国进行回赐,在对贡物的回赐和朝贡国国王、使臣的赏赐等方面有一套相关的制度,实行“四夷朝贡到京,有物则偿,有贡则赏”[ 《明宪宗实录》卷六十三。]的原则。
       来明贡使所携带物品,分贡品和私物两种。贡品有贡使代表本国国王献给朱元璋,朱元璋则对其进行优厚的赏赐,说:“其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而薄来可也。”[ 《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一。]又说:“诸蛮夷酋长来朝,涉履山海,动经数万里。彼既慕义来归,则赏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怀柔之意。”[ 《礼部志稿》卷一。]所谓私物,就是贡品之外,贡使自己携带的大量私物。明朝政府对这些私物的处置,一部分是“给价”收买,一部分是准许其自行交易,即“正贡外,使臣自进并官收买附来货物,俱给价。不堪者令自贸易。”[ 《礼部志稿》卷三十七。]明政府的“给价”一般都高出当时市值很多。使臣自行贸易的部分,明政府也不予征税,朱元璋于洪武四年说:“福建行省,占城海舶货物,皆免其征,以示怀柔之意。”[ 《明太祖实录》卷六十七。]由于贡使们所携带的私物越来越多,中书省奏请曰:“高丽贡使多赍私物入货,宜征税;又多携中国物出境。”但朱元璋“俱不许”[ 《明史》卷三百二十四。]。
       由此可知,“朝贡贸易是一种官方贸易,它自始至终处于官方的严格控制之下,笼罩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并不以谋取经济利益为意。外国只有朝贡,方能进行这种物品贸易,非朝贡国则不许有这种交易活动。”从本质上来看,“朝贡贸易只是笼络其他国家的一种手段,主要出自政治目的,本身没有什么经济价值。”[ 晁中辰:《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第三章“海禁的实施与朝贡贸易”,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6、57页。]从“朝贡”和“赏赐”的不对称来看,这种贸易活动不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明朝政府所付出的远远大于所得到的。亦如前章所引宋濂《浡泥入贡记》文中事例,浡泥国国王说自己的国家“地瘠民贫,愧无奇珍以献”,不愿意入明朝贡,沈秩则说“皇帝富有四海,岂有所求于王?但欲王之称藩,一示无外尔”,清楚地说明朝贡贸易只是为政治服务的,丝毫没有使用武力来掠夺别国的财富。
       因为回赐优厚,所以对周边诸国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许多国家主动而积极地前来朝贡,“诸番贪中国财帛,且利市易,络绎道途。”更有许多商人“率伪称贡使”,“多携马、驼、玉石,声言进贡。”这些商人一到中国,“一切车舟水陆、晨昏饮馔之费,悉取之有司。”[ 《明史》西域传。]明朝对每个朝贡国的贡期都有规定,但大多数朝贡国为了获得物质利益,根本不遵守明政府所规定的贡期。如明政府规定朝鲜三年一贡,但朝鲜几乎没有遵守过这个规定。因为朝鲜与明政府的关系特别密切,明政府破例允许其一年一贡,但朝鲜实际上却是一年数贡。
       从实质上看,朝贡贸易是一种不平等的或者说不等值的商业交易,这种不平等却是中国付出的多而获得上其他国家名义上的臣服。
       从上述两个方面来看,凡是来明朝朝贡的国家,不是因为迫于明政府的武力威胁,是为了获取各种各样的利益而自愿来进行朝贡的。因此,要论述朝贡体系的实质,要从这个方面着眼。

 
       来明朝朝贡的国家,按照不同的性质可以分为典型而实质的朝贡关系、一般性的朝贡关系(礼仪性的朝贡关系)和名义上的朝贡关系。与明朝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典型而实质的朝贡关系,包括朝鲜、安南、琉球等国。就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而言,它们只要不进行公开的挑战或入侵边境,明政府对其内政不予干涉。对于那些数量众多的一般性和名义上的朝贡国家来说,它们朝贡与否取决于自愿,明政府都不予干涉,不以武力强迫它们来朝贡。
       就那些与明朝存在典型而实质的朝贡关系的国家来说,上面也已经提到,朱元璋虽然在诏书中提到使用武力,但这只是一种外交辞令,朱元璋还是想与各国保持和平的关系。如果说朝贡体系是一种不平等的外交关系,那么也只是体现在礼仪方面。
       洪武二年,朱元璋在遣使四出的同时,令礼部制定了朝贡礼仪,此后逐年不断完善,形成了包括蕃王来朝仪、蕃国遣使进表仪、蕃使朝贡仪、蕃国受印物仪、蕃国迎诏仪和圣节、正旦、冬至蕃国望阙庆祝仪等仪礼。这些仪礼相当繁琐复杂,其中如洪武二年确定下来的蕃王来朝仪云:
       蕃王来朝,洪武二年定。凡蕃王来朝,至龙江驿,驿官具报应天府,府报中书省及礼部,礼部以闻。遣侍仪、通赞舍人二员接伴,遣应天府知府至驿礼待。前期馆人于正厅陈设蕃王座于厅之西北,东向;知府座于东南,西向。知府至馆,以宾主接见,具酒食宴待毕,知府还,蕃王送出于门外。次日清晨,从官复伴送蕃王入会同馆,礼部尚书奉旨即馆中宴劳。尚书至,蕃王服其国服出迎,相见宴享于龙江驿,酒行作乐。宴毕,尚书及从官皆出,蕃王与其从官送至馆门外。明日,中书省奏知,命官一员诣馆,如前宴劳。礼部告示侍仪司,以蕃王及其从官具服,于天界寺习仪三日,择日朝见。
       前一日,内使监陈设御座,香案于奉天殿;尚宝司设宝座于御座前;侍仪司设蕃王与其从官次于午门外。蕃王拜位于丹墀中道稍西及御座之南,其从官拜位于蕃王丹墀拜位之后,俱北向。设方物案于丹墀之北、中道东西,方物状案于御座前及丹墀中,受方物官位于方物案之东西。知班二人,位于蕃王拜位之北,引蕃王舍人二人,位于蕃王之北,俱东西相向。余如朝会仪。[ 《明会典》卷五十五。]
仪礼之繁琐,由此可见一斑。如此繁琐之仪,很难一听就会,因此,来朝贡的使臣要“习仪三日”[ 《明史》卷五十六《礼志十》。],才能入朝觐见朱元璋。
上述的程序还只是迎接蕃王和朝觐前的准备工作,创制这种仪礼的目的,也是表明来朝贡者的臣属身份。觐见皇帝的礼仪同样繁琐复杂,云:
       是日:鼓初严,礼部陈方物于午门外,举案者就案。次严,执事官俱入就位,接伴舍人、引班舍人引蕃王及其从官立俟于午门外。三严,文武官具朝服入就侍立位。执事举方物案,蕃王等从其后,由西门入奉天西门,至殿前丹墀西俟立。侍御奉迎皇帝具礼服御舆以出,大乐鼓吹振作,升座,乐止。卷帘鸣鞭,报时讫,蕃王及其从官各就拜位。执事者以方物案置蕃王拜前,赞拜,乐作,蕃王及其从官皆四拜,乐止。引班导蕃王升殿,宣方物官取方物状从行,俱由西升。乐作,从殿西门入。内赞接引蕃王至御前,乐止,赞拜。蕃王再拜,跪称:兹遇某节,钦诣皇帝陛下称贺。致词讫,宣方物官跪于御前西宣状,承制官跪承制,诣蕃王前立。宣制讫,赞拜蕃王俯伏,兴,再拜。蕃王及宣方物状官俱由西门出,乐作。复位,乐止。赞拜,乐作,蕃王及其从官皆四拜,乐止。礼毕,鸣鞭,皇帝兴,乐作。至谨身殿,乐止。引班导蕃王及其从官俱出。[ 《明会典》卷五十五。]
在这个同样繁琐的礼仪中,通过“拜”、“跪”等仪式,明确地显示出朝贡者的臣子身份。
       朱元璋所下令制定的这些接待来朝贡者的仪礼,肯定少不了制定“四裔贡赋赏劳之仪”者宋濂的参与,甚至可以说主要就是出自宋濂之手。
       应该说,朱元璋或者明朝,需要的只是仪式上的臣服。因此,李云泉在《朝贡制度史论》中论述朝贡制度的特征与功能时,首先提出朝贡制度的特征是和平主义性质。以礼仪之邦、天朝上国自居的朱元璋,将对外交往纳入到朝贡制度的框架中,目的还是在于和平自守,“并且通过和平方式将中华文明带给周边少数民族和外国。”朱元璋秉承华夏中心意识,通过修德而“怀柔远人”,使“远人”心悦诚服地前来朝贡。“四夷来朝”的盛况,往往被看作是其德化的结果,而不是武力的炫耀[ 《朝贡制度史论》结语。]。通过“四夷来朝”而显示明朝的盛大,这是朱元璋所愿意看到的状况。
       从明政府对表面上臣服礼仪的重视和经济上优厚的回赐,再次说明朱元璋和明朝政府重视的是政治上的名而非实质的经济利益。
       最后,关于朝贡体系的实质,似乎可以用池田大作先生的话来作总结。1984年,池田大作在北京大学作了《通向和平的康庄大道——我的一点考察》的演讲,其中谈到他对明代朝贡制度的看法。
       池田大作先生首先指出在中和从属国之间存在以“朝贡”为中心的外交和贸易方式:“中国对于从属国,除少数外,一般只要求宗主权,并不想加以征服。所谓朝贡,是指承认中国为宗主国的国家,作为尽臣下之礼的证明,带着贡品来中国朝见;对此,中国皇帝赏赐给作为中国文化象征的工艺品等作为回礼。——这是一种很好的外交与贸易的方式。”池田说这种朝贡贸易是明代通过文明与文化使得周围各国心悦诚服:“可以理解,这种朝贡贸易的前提是,通过文明与文化来使周围的国家心悦诚服。也可以说,它是以‘尚文’的思想与自豪为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朝贡贸易并没有给宗主国中国带来利益。使者和随行人员在中国逗留期间的费用等全部由宗主国方面负担;而且皇帝的赐品总是大于贡品的价值,据说从属国进贡一次,作为尽臣下之礼的报酬,可获得五六倍的利益。有人指出,明太祖洪武皇帝之所以实行海禁政策,其背景就是由于中国方面已经无法承受这样的负担。”朝贡贸易使得明朝产生了巨大的物质支出,池田认为除了明代当时经济上富裕之外,更重要的是明朝的宽宏大度和“尚文”精神:“中国能这样做,当时是由于大帝国的经济上的富裕。但我确实觉得这里存在一种宽宏大度的秩序感。最近几年,我曾经数次访问东欧各国,那里残留的奥斯曼帝国残酷的剥削的痕迹,不禁使我不寒而栗。相比之下,朝贡贸易中所表现出了的中国对外态度的宽宏大度和‘尚文’的精神,更加使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池田并将明代的朝贡制度与欧洲的民族主义作了比较:
       不仅如此,我认为这种秩序感同近代欧洲的民族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统治与被统治的思想结构,也是明显不同的。贝特兰·罗素曾经在著名的五四运动沸腾的气氛中访问过北京大学,他谈到对中国的印象说:“如果说有一个‘因怀有自豪感而不屑于战争’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中国。中国人极其自然的态度,是宽容与友好的态度,是以礼待人,也希望别人以礼对己的态度。”
       池田是非常赞同罗素对中国的这个评价的,说:“大家都知道,罗素对中国的这一评价,由于没有注意到封建制度残留的消极面,而招致了鲁迅等人激烈的反驳。不过,罗素描绘出了只有具备不同文明的眼光才能发现的中国文明优美的本质,这也是事实。”
       池田大作先生在演讲中屡屡使用的明代“尚文”精神、宽怀大度的胸怀、因怀有自豪感而不屑于战争等语句,是对朝贡制度和平本质的深刻体认。其中所说的“只有具备不同文明的眼光才能发现的中国文明优美的本质”这句话,应该理解为只有具有和平的眼光的人才能发现中国优美的本质,若理解为只有不同文明的人才能发现中国优美的本质的话,就有些不合理了。
       池田大作先生最后对明代朝贡制度的现代借鉴意义:“我从这里看出了抑制人或国家的赤裸裸的本能和兽性的文明的‘力量‘——即自制力和抑制力。我认为,如果不是不断地大量积蓄这种力量,那就不可能想象会有导致抑制乃至废除军备的和平的道路。”[ 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130页。]池田大作认为明代的朝贡制度对现代的和平发展道路的建设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因此他的演讲名称为《通向和平的康庄大道》。现代西方存在着对中国要恢复朝贡体系的疑虑,或许并不应该成为疑虑,也可能是世界走向“和平的康庄大道”呢!

责任编辑: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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