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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点校作品著作权的保护



发布时间:2019-09-10 13:21:05   来源:中国舆情法治网   作者:孙连钟

  古籍点校工作成果是否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创造性智力成果,能否认定为具有独创性的作品?如果认定古籍点校成果是作品,那么又如何根据著作权法进行保护?近期北京朝阳法院召开 “涉古籍类知识产权案件”专家研讨会,邀请法学界、古籍实务界专家学者,围绕审判实践中的典型案例,围绕古籍整理的含义、具体工作内容及工作成果,古籍整理行为与《著作权法》第十二条规定的“整理”的关系,进行分析探讨。与会部分专家、学者认为古籍点校凝聚了古籍整理工作者的独创性劳动,由于古籍版本的差异、古代与现代汉语的差异等,点校者需要投入智力创作,属于著作权法上的作品,应受著作权法的保护。目前,古籍整理成果受著作权法保护已具备了现实及法律的基础。会上也有部分学者基于古籍整理是对事实的发现、有限表达的认识提出了相反的意见。

  如何深入认识古籍点校作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保护的问题,北京维京律师事务所最近组织一些古籍界专家和本所律师展开研讨,大家形成了以下共识:

  一、 古籍点校体现了点校者的思想,包含了点校者在原作品基础上的归纳演绎、思辨和判断,符合著作权法上的独创性要求。

  所谓古籍点校,是点校者在古籍版本的基础上,运用专业知识,依据文字规则、标点规范,对照其他版本或史料对相关古籍进行划分段落、加注标点、选择用字并拟定校勘记的过程,通常会受点校者知识水平、文学功底、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及客观条件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而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是点校者独创性思维的体现。

  以校勘而言,其目的固然是为了还原古籍原著的真实内容。然而,校勘要经历一校、二证、三断复杂的比对、考证和思考判断过程,要查阅原著之外大量典籍文献;要在所校原著内容的基础上结合原著整体思想、写作背景、作者生平,甚至要追踪作者的学术渊源以及该作品在当时和后世的影响,然后再做出综合考量和准确判断;最后写成精炼的校勘记。校勘记本身就是创作,其简练的论断以及点校者对原著文字的校订,体现了点校者的独创性思维,包含了点校者在原作品基础上的归纳演绎、思辨和判断,其范围有的已超出了原作品内容本身。不同整理者的校勘结果会不相同,即使相同,其演绎路径和表达方式也是可以不同的。

  就标点而言,同样会因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形成不同的标点方式。凡古籍整理专业人士都应该知道,在不害文意的情况下,古文可以做长短句式的不同断句,以及使用句号或感叹号、问号等不同符号而形成不同的演绎,表达不同的感情。西方的一句谚语说“一百个观众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标点也没有唯一的正确范式,谁又能确认哪一种感情演绎是数百年前作者的原意呢?古文本来就没有标点,对古籍点校的标点具有独创性,这是对古代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工作。

  二、 古籍点校的表达方式的有限性不能否认点校者对于古籍文字有不同的理解、判断和选择,因而形成不同的表达。

  有观点认为,古籍点校成果是一种事实或者是对事实的表达,表达方式极为有限。此观点不能成立,古籍点校的目的是要探寻原意,但“原意”这一事实无人知晓,点校是否与原事实趋同,只是一种推断而无法证明。古籍点校是基于点校者的理解对原本含义进行演绎的智力劳动成果,点校者是在用加注标点和校勘修正字句的方式对其所理解的古籍原意进行的独特表达。这种表达在客观上可能与古籍的原意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但不论客观上是否一致,也不论点校者的目的是否要与古籍原意一致,均是在对自己所理解的古籍含义进行表达。由于不同的知识背景和理解角度,古籍点校者对于相同的古籍文字会有不同的理解、判断和选择,形成不同的表达,甚至会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古籍点校的表达方式并非唯一或极为有限,而是存在一定的选择空间,存在形成不同表达的可能。

  有的学者指出:“基于中西方文化史与语言特点的不同,中文古籍整理的取舍空间远远大于西方文献,在做比较法研究时不可忽视文化差异。”这里提出了在法理上正确认识我国古籍整理作品特点的一个重要视角。中华传统文化由于历史悠久,自先秦以来诸子百家各有立说,儒家学说更是源远流长。现代人对古文字句的理解上常有天壤之别,比如一个“天”字,有近十种解释。再加上汉字造字和使用上的特殊性,许多形近字、同音字,以及假借字、异体字,使得古籍文本在流传过程中的文字产生混淆。因此,中国古籍点校的取舍选择空间很大,为形成不同表达提供许多可能,在这一点上必须从我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出发,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法律对于作品、表达的解释。

  三、 古籍点校成果作为整理性演绎作品保护有现实的法律基础和司法实践的支持。

  整理古籍,需要专门的知识和专门的人才。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中指出:“整理古籍,需要有一个几十年陆续不断的领导班子,保护连续的核心力量”;“从事整理古籍的人,不但要知识基础好,而且要有兴趣”。古籍整理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梁,它不仅向人们展示历史、更重要的是要保留历史,让人们在纷繁芜杂的现实中仍能把握住民族发展的脉络,挖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参与世界文化交流。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古籍整理事业的发展和法律实践的进步,古籍整理成果受著作权法保护已经具备现实的法律基础。

  一方面,认定古籍点校构成著作权法上的整理性演绎作品进行保护,有现实的法律基础。《著作权法》第十二条中规定: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著作权法》做出上述规定的原因,就是为了在古籍原著因语言、表达方式等因素不利于传播时,以保护古籍整理者著作权的方式,促进古籍思想内容即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为提升著作权审判的质量和效率,推动首都文化产业的发展创新,于2018年4月20日公布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南》,其中第2.12条款指出:“对古籍进行校勘、注解而创作出的校勘记、注释等,满足独创性要求的,可以作为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该指南是法学界和司法界多年理论与实践成果的结晶,可以看出司法实务部门对于古籍点校作品从法理和学理上加以阐释和保护的努力。

  另一方面,近年来有关古籍类知识产权的案例对古籍点校成果著作权的保护做出了积极的探索,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比如,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中华书局“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古籍点校作品著作权纠纷作出的(2011)海民初字第12761号民事判决书,支持对古籍点校作为作品进行保护。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最高法民再175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涉案古籍点校本属于智力劳动成果,涉案点校行为可被视为具有独创性思维的表达,点校本的表达方式并非唯一或极为有限。

  这两个典型案例都对于古籍点校作品是否受著作权保护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同样认定:对古籍的点校行为并非简单的劳务或技巧,而是需要付出大量的创造性智力劳动。就古籍点校整理而言,其独创性包括选择最佳底本、改正错字、校补遗缺、加标点分段落、撰写校勘记等。针对同一部古籍,不同的点校者进行点校后形成的点校作品可能并不完全相同,这体现了不同点校者的判断和选择。因此古籍点校工作并非仅有非常有限的表达方式。

  四、 古籍点校作品的保护并非点校者对古籍本身的垄断,而是保护古籍整理工作者的作品权利,杜绝对古籍整理作品的侵权行为。

  对古籍点校作品的著作权进行保护,并非点校者“垄断”古籍的使用,禁止“他人对原作品进行再行演绎”和“他人对古文的使用”,并非限制他人对点校作品进行学术利用和研究,更非阻止任何人行使对古籍本身进行独立点校的权利。如上所述,《著作权法》相关条款的规定,以及司法实践中对古籍整理作品中侵权行为的规制,是为了保护古籍整理工作者的利益,鼓励他们创造出更多的古籍整理精品,从而不断杜绝古籍整理图书出版市场的假冒伪劣产品,达到更好地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

  众所周知,近些年来随着“国学热”,古籍整理图书市场不断升温,在涌现许多古籍整理精品的同时,一些非专业人员和非专业出版社,为了商业利益仓促上马,制造了不少古籍整理图书的劣品。也有一些专业工作者受名利驱使,钻古籍整理作品著作权在法律界定上存在争议的空子,肆意侵吞他人的古籍整理成果,或全部抄袭,或改头换面进行嫁接,严重扰乱了古籍整理图书市场,也玷污了文化传播这块圣地,其学术操守为人所不齿。

  然而,更多被侵权者出于对旷日持久的诉讼过程或基于法律对于古籍整理成果保护上存在争议的考量,因而放弃维权,这是很令人痛心的。可以肯定,所有古籍整理工作者和古籍业界人士,只要不是有意侵权的人,应会同意对古籍整理作品著作权的保护!对此,法律界一方面应进一步加强研究,让文化界人士了解如何依法守法地使用和利用古籍整理作品;另一方面,对勇于维权的古籍整理工作者应予以法律上的支持,让法律为文化传播起保驾护航的作用。

  随着中华文化不断走向世界,我国正不断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中央两办在2018年5月和2019年6月两次出台文件,强调加强科研诚信建设,提出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地打击违背科研诚信的行为。2019年7月,国家又公布了“学术不端行为界定”等一系列出版标准规范。这些都表明,文化传播与文化市场的繁荣不能以放纵侵权、牺牲著作权人权利为代价。

  因此,法律工作者与古籍整理工作者一道进行认真细致的调研,严格区分文化传播、原创性古籍整理与以传播为名、行侵权牟利之实侵权行为的不同性质,保护古籍整理事业的学术规范和良性发展。只有保证风清气正的文化环境和学术风气,才能给人民大众提供文化传播的精品,才能促进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责任编辑: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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