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专家指出，尽管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保护医疗隐私，但现实中维权难、执法软、违法成本低等问题突出。

  在刘鑫看来，虽然我国现有“三合一”法律保护，如民法典明确医疗机构泄露隐私需承担侵权责任；医师法、护士条例规定泄露者可被警告、停业甚至吊销执照；刑法修正案规定，公职人员泄露信息需从重处罚，但实践中多处罚直接责任人，很少追究管理者连带责任，违法成本低导致威慑不足。

  “医疗记录被泄露屡禁不止，深层原因有很多。一是管理失职，职能部门对隐私界定模糊(如‘就医痕迹是否属于隐私’)，未细化员工行为规范；二是利益驱动，医务人员贩卖信息获利空间大(如每条产妇信息售价50元)，且查处困难，查处概率低；三是相关社会顽疾，比如公民个人信息买卖猖獗、骚扰电话精准投放等暴露治理手段失效。”刘鑫说。

  他指出，破局之道应该从“追责个人”到“系统治理”，比如强化警示教育，借鉴反腐模式，制作泄露隐私典型案例的警示片，强制相关岗位人员学习；完善连带问责机制，不仅处罚泄露者，还需追责机构管理者，倒逼医院加强内部管控；严打黑产链条，加大对数据交易平台、非法买家的打击力度，提高违法综合成本；借鉴国际经验，规定只有在必要时才能调阅病历，降低数据泄露风险。

  “医务人员需树立‘隐私即红线’的职业伦理，将保密意识融入日常操作；患者也要培养‘隐私洁癖’，妥善处理废弃医疗单据，对可疑营销电话主动取证维权。”刘鑫说。

  受访的业内人士和专家指出，守护医疗隐私不只是法律命题，更是文明社会的底线。从加密技术到严厉刑罚、从医院自查到公众警惕，唯有织密这张防护网，才能让每个人安心走进诊室，不必担心隐私成为他人手中的“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