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网民更易成为施暴者和受害者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董晨宇在2019年时曾针对上海部分地区的中学生做过问卷调查，其中认为遭受或见证过网络暴力的学生占比将近90%。“我们特别担心的是，在‘如果遭受到了网络中的语言暴力或人身威胁，你会选择怎么办’这个问题下面，排名最高的是选择自我消化，排名最低的则是告诉老师或家长。这说明家长和学校没有跟孩子建立足够的信任，也没有让孩子意识到遭遇网暴也可以求助。”董晨宇说。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网民规模达10.11亿，6至19岁网民规模达1.58亿，占网民整体的15.7%。随着触网年龄结构进一步向青少年群体扩大，互联网对青少年群体的不良影响也受到各界广泛关注。董晨宇表示，在前互联网时代，人们更关注现实中的校园暴力，这时候家长会有意识地告诉孩子，“如果有人欺负你，就告诉家长或老师”；但在互联网时代，学生很可能不会主动说，“老师，有人在网上骂我”。

　　“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对这种转变进行足够有效的干预，这本身也是媒介素养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董晨宇认为，从“网络去抑制效应”的影响来看，网络会抑制一些广义上的“社会规范”，很多时候网上互动无法得到及时反馈，网络暴力发生时施暴者看不见受暴者，施暴者会更加肆无忌惮地施加伤害，让很多本可讨论的问题变成了一场“网上骂战”，导致理性、温和、建设性的言论被挤压或屏蔽，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参与网络暴力的网民多是年龄较低、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用户。他们对自己的观点信心非常足，但实际上知识非常有限。”林品说，他们需要通过攻击别人来满足“自己是正确的”想象。此外，很多娱乐圈粉丝时长会陷入流量明星团队的粉丝运营人员、“职业粉丝”、“粉头”为其搭建的信息茧房内，并在“茧房”内频繁接收各种低质量、非理性的信息，导致精神和情感受到持续性刺激，容易陷入非友即敌、非粉即黑的二元对立思维，对网络空间中丰富多元的声音进行非此即彼的划分。

　　此外，从人格特质方面来看，董晨宇认为，施暴者往往具有侵略性人格，并极其缺乏同理心。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侵略性人格程度越高，就越容易将模棱两可的信息解读为敌对信息。

　　网络文明需要多方发力、久久为功

　　“网络暴力治理需要重视多方面因素：既要通过引导教育的方式，提升公民的媒介素养、文明素质，也要通过完善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机制，促进互联网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林品说。

　　“要采取事先预防与事后救济相结合的方式遏制网络暴力。”刘德良建议，网络信息传播离不开网络平台，要先从规制平台入手，在法律中明确平台的事先审查责任，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对图片、文字、语音等进行识别，过滤显而易见的违法侵权信息，对于其他较为隐蔽的侵权信息，可由受害人通知平台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严格落实网络实名制，限制公民肆无忌惮地在网上发表言论，这样也可以在网络暴力发生后及时追究责任；加大对侵权人或不履行主体责任平台的法律责任追究，降低维权人成本，提高侵权人成本，既是对受害人的救济，也是对侵权人的震慑与遏制。

　　在监管机制完善方面，吴沈括认为，要及时建立有效地投诉举报机制，保证能够快速、有效、便捷地处理民众的投诉和举报，“这样可以让网络暴力及早被发现，扼杀在萌芽状态下”。

　　为了营造文明健康、喜庆祥和的春节网上舆论氛围，今年春节前夕，中央网信办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清朗·2022年春节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包括集中整治网络暴力、散播谣言等问题。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各地网信部门、互联网平台积极响应，集中开展网络暴力专项整治。

　　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通过互联网纽带作用形成的虚拟空间，加强文明社会建设也要加强网络文明、网络伦理建设。“很多线上问题是线下问题在网络上的映射，并在网络空间表现出特殊的形式和传播规律。因此，只有整个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得到提升，才能从根本上治理网络暴力。”吴沈括说。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王四新也表示，治理网络暴力要从网络空间言论、信息生态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系统性的矫正，需要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记者 李政葳 黎梦竹 姚坤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