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人事专员黄美媚对此印象深刻：“检察监督装上‘数字大脑’，可以更好推动营造公平、公正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从监督质效上看，用好大数据为检察监督按下了‘快进键’。”

　　　既要唤醒内部“沉睡”数据，也要打通外部数据壁垒

　　数字检察能普及到广大基层检察机关吗？

　　“大数据面前机会均等，谁都可以先行一步。”在全国检察机关数字检察工作会议上，最高检有关负责人介绍，事实上第一个针对网络司法拍卖的大数据监督模型恰恰不是出自发达的一线城市，而是出自位于山区、经济相对欠发达、政法编制仅40人的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检察院。

　　近年来，网络司法拍卖因其便捷、高效、跨地域等特征，成为人民法院以拍卖方式处置财产的首选，但在实践中却有一些被执行人，利用规则漏洞“钻空子”。为此，松阳县检察院就以司法拍卖平台的社会数据资源为基础，结合发现的问题制定拒执类、程序性监督规则，实现了以数字化手段对问题的精准发现。

　　如今该模型已在浙江全省共享并推广。截至目前，模型从浙江全省34万份网拍数据中筛查出程序性监督线索3636条，制发纠正型检察建议478件，促进法院个案纠正的同时，推动法院网拍公示规范化。

　　不过，在各地探索过程中，也面临一些困难与问题。“比如数据壁垒就是必须破除的堵点，否则数字检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高检有关负责人表示，解决这个问题既要唤醒检察机关内部“沉睡”的大量数据，还要打通外部数据壁垒，并充分利用互联网开放数据。

　　来到浙江检察大数据中心，不仅能看到检察官依托其检察大数据法律监督应用，实现检察监督领域的“一地突破，全省共享”，而且这里展示的政法一体化办案应用也颇引人注目。“一体化不仅带来数据贯通，也带来了理念共通和工作协同。”浙江省检察院案管办副主任曾吉介绍，眼前的这套政法一体化办案应用，连接了公安、法院、司法行政等12套业务系统，贯通省、市、县三级777家单位，实现330个业务流程上线，覆盖全部刑事案件的全诉讼流程及全办案单位。

　　2021年，检察业务应用系统2.0已在全国检察机关全面部署应用，其上已汇聚了海量案件案卡数据和文书。“目前，检察机关实现了网络纵向贯通、应用横向联通，但距离‘大融合’还有不小差距。”最高检案管办主任申国军表示，当前还有许多检察干警囿于固有的办案思维，不重视数据的挖掘与分析，主动监督的大数据思维还没有深入人心。

　　对此，最高检要求各级检察院要把实施检察大数据战略作为“一把手工程”，靠前协调解决重点难点堵点问题。“按照最高检要求，领导干部要通过引导树立‘一盘棋’意识，增强检察人员的大数据思维，努力提升大数据法律监督的效能。”申国军说。（记者 张璁）